首先这是一个杀人事件,但我们没有办法去测定犯人的主观意愿。哪怕是犯人自己的陈述实际上也不可信。所以这件事的性质实际上在于社会上的人如何去建构这个事件。即这件事情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是舆论的大头决定的。可以说当“爱国人士”主张被杀的是日本孩子杀的好的时候,当“恨国人士”笑道骨子里的温良的时候。这件事的性质就已经和犯人的主观意愿无关了。从客观来看,他的核心影响在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于民族矛盾如何看待的论战,案件中被刺死的孩子实际上只是双方争斗过程的武器,是陈述自己观点的工具,所以我才决定主张跳出民族叙事,呼吁高举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与恐怖主义袭击的旗帜,走出第三道路,而实际上,走这条路的也远远不止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