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系辞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zé，深奥、玄妙），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在儒家看来，圣人之所以能够模拟天象，揭示天道，是因为圣人之心是典范的“天地之心”，圣人之意即“天地之意”，它具有贯通天地之道与天地之物、天地之象的力量，所以他可以通过对天地万物的效法和模拟来“代天立言”“替天行道”，制作出神圣的“名”。

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现象，即人对自身心理冲动的克制。依孔子之见，一个人通过“克己复礼”的功夫，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就能成仁。这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要靠长年累月的修身功夫。一旦功夫到家，便“从心所欲不逾矩”，欲望与克制的紧张也就消解了。

在儒者心目中，政治的目的原本是为了造就良善的社会秩序，提升人民的道德能力。中国传统的“道德”重在“德”，意指对道的体悟、内化。不同阶层或个体“德”的水平差异主要源于对“道”体悟、实践水平的不同，而“道”只是一个。在中国传统语境下，“道”是抽象的，“德”则是现实的。

王艮认为“人心”本来是自然、流畅而快乐的。人之所以不快乐是由于物欲的蔽障所致。王艮偏重于“心”的物质层面，主张以“身”为本。他说：“吾身为天地万物之本也”。偏重于人身，偏重于人的物质需求，肯定“身”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物质形态。认为物质性的血肉之身，不仅是“天下万物之本”，而且也是“天下国家之本”，从而把“身”置于本体论的至尊地位。
他从“吾身为天地万物之本”的观念出发，提出了“尊身论”。他认为保存生命、延续生命是人类生存的合理要求和正当权益，理应得到重视，受到推崇，加以保护。王艮从本体论高度，将“尊道”与“尊身”同归于“至善”范畴。

颜钧（1504-1596），江西吉安人。作为泰州后学的重要传人，他以原儒经典为依据，吸收了佛道二教的一些修养方法，形成了一套颇具神秘主义特色的修养工夫——“七日闭关法”。
颜钧所谓“闭关”，是指在闭目、塞耳、寡言、调息、减食等身体或生理控制的基础上，收敛外骋之心，反观内照，通过意志的控制达到内心无念无虑、宁静澄澈的状态。
颜钧认为，人人都天生地具有灵明知觉的本性，但这种先天的智慧灵明往往被后天的知识见闻所侵染湮没，闭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洗清知识欲念的蒙蔽，恢复这一灵明本性。长期坚持闭关静坐，会使人思虑纯洁，身心俱泰。

宋初周敦颐在儒学系统内首倡“主静”说。主静即是要保持内心的虚静状态。但他提倡的主静涵养还基本停留在学理层面，其后理学家们才更多地将之转化为一种实践工夫。
陆九渊心学宗旨在发明本心，其方法之一即是静坐，因而门人中以默坐澄观为实践工夫之风不衰。明代心学大盛，因而静悟体验的传统尤得以强化。陈献章主张“静中养出端倪”，在静坐中将人本在的善良意志和道德情感呈露出来。

孟子主张通过“养气”来涵养和扩充本然良善的心体，最终体验到一种“万物皆备于我”、与天地万物合一的境界。孟子养气内省的方法得力于静处体验，对后世儒家心性哲学的修养工夫产生了很大影响。秦汉之后，儒学中这一重视心性体验的传统又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浸染，至宋明时代而激荡出心学提倡静思、以心性体验为本的潮流。
王阳明年轻时曾筑阳明洞静坐修养，正德年间的龙场悟道也是“日夜端居默坐，以求静一”的结果，此后在常德、怀化等地讲学时亦曾教学生以静坐体验为悟入之功。在阳明后学中，静悟的工夫得到了尤为显著的发挥，王艮曾“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

在禅、道思想中，顿悟以达于澄明之境的前提就是扫除知识见闻的蔽障，其反智识的倾向尤为明显。就道家而言，《老子》所谓“道”是超言绝象的存在本体，是只可以通过直觉去体悟、而不能用理性来认识和把握的东西，所以他主张“绝圣弃智”；庄子“坐忘”说的一个根本主张即是“黜聪明”、“去知”，摆脱分解性的、概念性的知识活动。
“坐忘”就是要忘形、忘知，摆脱形骸和知识对人的束缚，达到无滞无碍、泯灭物我之分的境界。“心斋”是使心灵达到一种空灵明觉的状态，忘掉物我分别。“守一”也是道教重要的修行方法。道教“贵一”，“守一”就是收摄心思，使意念专注于身中某一部位，它在本质上与“坐忘”一样，都是通过静定之法达到思维的收敛和内心的平静。
所谓坐禅就是在静坐中外不惑于事物见闻，内不乱于本性。佛教认为人性本来清净无染，但由于受到外在事物的纷扰和知识见闻的迷惑，使这种清净本性受到蒙蔽。禅定就是要通过静坐，消除外界事物和自身知识见闻及烦恼思绪等的干扰，破除人对物我的迷误执着，使心思向内观照，洞见清净自在的自性。

唐甄（1630~1704），四川达州人。明末清初“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之一、“清初蜀中三杰”之一。唐甄《潜书》最早名叫《衡书》。“衡者，志在权衡天下也。”后因自己接连遭遇不幸，改其名为《潜书》，意即“潜存待用”。梁启超曾将《潜书》视为中国历代圣人思想的一个总结。
实学是以“经世致用”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潮流和学说。中国实学思想肇始于宋代，在明清之际达到高潮，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理论形态，并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中介和桥梁。黄宗羲把王阳明的“致良知”诠释成为“行良知”，强调内圣之学一定要落实到经世致用上。
唐甄进一步把事功视为衡量圣贤的标准，认为“生贵莫如人，人贵莫如心，心贵莫如圣，圣贵莫如功。”人性虽“居于虚”，浑然无物，但仁、义、礼、智四德之功皆出自心性。“古之能尽性者，我尽仁，必能育天下；我尽义，必能裁天下；我尽礼，必能匡天下；我尽智，必能照天下。”

严君平：“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故不仕也。”赠送我钱财的人，是让我对这些东西产生贪欲之心，最终会损害我精神的洁净；给我带来名誉的人，会让我被世间的名誉所拖累，最终会令我被虚名包围，丧失自由之身。所以我才不去做官啊！
扬雄《法言·君子》：“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人一定要做到先自尊自爱，之后别人才会尊敬、爱戴他。
扬雄《法言·学行》：无验而言，谓之“妄”。没有经过验证的事，就去对人说，这叫“妄语”。
扬雄《法言·修身》：“貌轻则招辱。”行为举止轻佻就会招来侮辱。

扬雄论人性，试图调和孟、荀之说，他既不主张“性善论”，也不主张“性恶论”，而是主张“人之性也，善恶混”。人性绝不是单一的善或恶，而是善恶相混，人性中同时存在着善良和邪恶两方面因素。
扬雄模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将人分为“禽”、“人”、“圣”三品。任由情欲驱使的乃是如禽 兽般的下人，可由礼仪教化的是普通的中人，具有超绝众人的智慧才是圣人。

“天地”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人类社会，所谓天覆地载。张载认为：“天地之心惟是生物。”（《横渠易说·上经》）谁能为天地立心呢？自然是那些具备了崇高道德，能够“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圣贤之人。“为天地立心”体现了张载伟大的理想、抱负，张载主张一切有社会担当和有责任心的志士仁人，都应自觉肩负起为社会确立精神方向和价值系统的历史使命。
“为生民立命”，是张载要为民众提供做人的基本准则、精神方向和价值目标。张载所谓“继绝学”，即是在继承孔孟之道基础之上，接续道统，发明创新，述六经所未载、言前圣所未言。其实质是在两宋佛老之言盈天下的艰难困境下，北宋新儒家创立道学、理学，复兴先秦儒学，振兴孔孟之道。

张载认为，人出生之前就有天地善性。进行道德修养，首先必须“变化气质”、“通蔽开塞”，只有通过克服自己的缺点，才能成为道德的圣贤。
“太平”、“大同”、“盛世”等观念，是周公、孔子乃至历代先圣先贤所孜孜以求的社会政治理想。他们认为，只有施“仁政”和“礼治”，才能达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太平”“大同”社会。张载“立心”“立命”“继绝”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终极的社会理想：“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认为：世界万物统一于气，气有聚散而无生灭，气聚则有形可见，气散则无形可见。在中国哲学史上，张载第一次完整地创立了气本论哲学理论体系。
张载认为：事物是感觉之源，他主张通过实践，通过多思方能认识事物，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
张载哲学思想最受推崇的是“民胞物与”的博大情怀。人与我、物与人，同生天地之间，皆秉天地之性，所以，每个人都应当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张载将民众视为自己的同胞、万物视为自己的朋友，蕴含着心系苍生、胸怀天下的责任意识和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