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学术的基本取向是对天地万物作系统的认知。这种认知的对象既不是事物的外观，也不是事物给人带来的情感体验，而是事物自身的结构、规律与本质，此即所谓“观物之理”。以理观物要求对事物作客观的认识，而客观意味着排除各种主观因素的干扰，返回事物本身，如实地呈现事物的面貌。

邵雍认为圣人观物能以一心观万心、万身、万物、万事，这是把圣人放在道的至高位置上，认为从此至高者的位置出发，故能对万物之理有普遍的照察，获得对于整体的系统把握。以道观物与以物观物对言，强调的是观物必有超越性的定位与体系性的把握。

如果说以物观物还主要是讲排除己见、主客二分以认识事物的话，那么，以道观物则明确提出要站在主客统一的至高立场，完整纵贯地把握事物。邵雍在物上所观察到的，不仅是事物的条理、结构与规律，更是与人的情感相通、存在相关的物之整体。

邵雍主观物，程朱主格物。概括来说，观物与格物的一致在于对物都取认知的态度，都将全部的物的世界纳入考察范围，都强调要从物理入手，客观、如实地把握事物。
两者的区别则在于：在物我关系上，观物主张保留观者与物的距离，强调物外的立场对于确保认知正确的必要性；在工夫内容上，格物主要体现为穷理，观物则在认知物理之外还容纳了审美趣味，且其所谓物理也较多保留了物的具体性，不能被完全还原到理的普遍性中去；在工夫姿态上，格物必主敬，态度端谨严肃，观物则由其静观的立场和审美的态度而有一安闲自在的兴味。

名教之乐虽乐，却是理性、有限度的道德愉悦，而饮酒、赏景等审美性的观物之乐，强烈而纯粹，最易将人导入天人合一、物我不分的至高的精神体验，这是邵雍所以将观物之乐置于人世之乐、名教之乐之上的原因。

《皇极经世》的历史年表部分记载了从传说中的帝尧甲辰至后周显德六年间共计3300余年的历史。《皇极经世》起于帝尧，《资治通鉴》起于战国；《皇极经世》每年只记当年史事，内容简略，《资治通鉴》不仅记事，而且记言，不仅记录当年史事，而且夹杂倒叙插叙，又涉及典章制度，内容繁复。

邵雍自己提到，《皇极经世》的撰作是为了将古今的“治乱与废兴”都“著见于方策”，从而达到观古以明今的目的。邵雍在记录史实的同时也凸显出“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人的存在的短暂性就决定了人事秩序难以持久。

《管子·心术》认为“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德”就是“得道”，是世间万物循“道”发展的具体原则。“德”即德性，德性是指万物的本性。“德”是“道”的实现，也是“道”的主体化。万物生灵要实现本身的价值，就要“蓄德”；如果没有“德”，人们也就很难把握“道”。

班固认为道家这个流派，是在史官记录历史的成败、存亡、祸福的古今之道基础上形成的。君王之道就是要抓住要点和根本，以清心淡泊、谦卑高洁来自守自持。老子所提倡的“无为”，是针对当时的严刑峻法和战乱而提出的。他一方面力图消解统治集团的肆意妄为，另一方面又在激励人民的“有为”。

“道法自然”是对“道”而言的，因而“道”的存在状态就表现为万物的存在状态，是按照万物本来面目存在的，这就是“道”的“无为”。
“德”在《道德经》中出现了43次，而在《庄子》中却出现了205次之多，除《养生主》《至乐》《渔父》三篇外，其余各篇均有“德”字出现。

庄子认为，真正的“德”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流露，是与自然的浑然一体，而不需要智谋、手段等去刻意地加以美化和遮掩。庄子虽然崇尚“自然”、主张“齐物”，但并没有把人放在自然之下或其对立面上。而是要人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生活。

庄子在《人间世》里借孔子之口表达了“至德”的内涵：“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注重内心的修养，不受喜怒哀乐等情绪的影响，知道世事的艰难和无奈而又能安心去做，这就是德性的极点了。

“气”在《道德经》里不是个主要概念，而在《庄子》里则是仅次于“道”和“德”的一个重要范畴。老子没有将“道”与“气”联系起来，庄子认为“道”依托于“气”，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是“气”变化的结果，并提出了“天下一气耳”的著名论断。

《庄子·天下》指出先秦各家学术思想都与“古之道术”相偏离了，只有老聃和庄周这一派统摄百家、会通为一，发扬光大了“古之道术”。
庄子告诉我们“至德之世”不是遥不可及的，人类消除自私和贪婪的时候也是“至德之世”到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