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为农历辛未年,江准发生大水,这次大水又被称为“1931年中国水灾”,当年我国几条主要河流如长江、珠江、黄河、淮河等都发生特大洪水。受灾范围,南到珠江流域,北至长城关外,东起江苏北部,西至四川盆地。这次水灾被广泛认为是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这一年的中国水灾之严重,尤以苏北里下河地区为最。
1931年6、7月份,淮河流域连降3次大暴雨。第次暴雨在6月17日—23日,主要发生在淮河上游的浉河、竹竿河一带,雨量在200毫米以上。第二次暴雨在7月3日—12日,发生在淮南山丘区及高邮湖一带,雨量高达400毫米以上。第三次暴雨在7月18日-25日,仍发生在淮南山丘区及高邮湖一带,雨量也都在300毫米以上。里下河一带,梅雨季节以及伏汛期间,连续暴雨50余天,6月份降雨量为2093毫米,7月份降雨量高达6075毫米。
扬、泰地区7月份降水总量占全年的60%左右由于本地雨量大,淮水来量又多又急,加之长江高潮位的顶托,高邮湖、宝应湖水位迅猛上涨,7月28日,高邮御码头台阶的水,一天就上涨14级,水位涨近东堤堤顶,人坐在堤顶上可以洗脚,东堤危在且夕!由当时的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孙鸿哲提议、省政府会议决定,高邮御码头水位达一丈七尺三寸时,分两次开车逻坝,先开半坝,如水位继续上涨时再开另一半。其实,车逻坝是个分洪坝,要么就全开,要么就不开,是没有开半坝、开全坝之分的,这位整天坐办公室的官员根本不懂水利,却在指挥抗洪!连当时国民党监察院的调查报告中也曾写道:“详考《淮系年表》从无开半坝之说,且坝一经启口,无论口之广狭,不久必全部放水,开半坝实为事实所不许。”决议刚出,高邮县长王龙则要立即开坝放水。而兴化县长华振及商务团体的代表则亲率里下河5县农民及妇孺数千人,吃住坝上,不许开坝,双方互不相让。
8月1日,再降暴雨,水位继续上涨8月2日凌晨2时,江苏省建设厅水利局驻高邮办事处接省政府电令立即开坝,并派警队前往协助。里下河5个县的农民,见到警队前来开坝,纷纷跳入运河,以死抵抗。当局又不得不答应缓开,并动员跳入水中的农民上岸。省建设厅水利局的人员努力与里下河相关各县县长、农民代表磋商,商定如今日水位再涨就开坝。下午3时,忽然西南风骤起,河水陡涨,运河堤防万分危急,各县水利局长、军警、扬州驻军也都前来协助开坝,终于在下午4时打开车逻坝。开坝后,里下河5县前来护坝人员无奈,只能挥泪回家。水位仍继续上涨,省水利局局长茅以升电告省政府,要求再开南关、新坝。省政府又做了“南关、新坝若水势继续上涨,见危急时,准予续开坝”的决定。
8月4日下午,高邮至江都六闸一带,西堤溃决26处。西堤决口,直逼运河东堤,接着,东堤漫水54处,南关坝坝顶过水,抢救无效,不开自溃,洪水奔泻,百里声闻,在很短的时间内,高邮、兴化、泰州、东台、盐城等地下河地区,立即化为片汪洋,平地水深2-3米,死于洪水者不计其数。“溃堤时,高邮城门紧闭,身强力壮者登上城墙、爬上屋顶,老弱者当即沉入水中。仅挡军楼一处,就捞尸2000多具。据当时统计,里下河受淹耕地1330万亩,倒塌房屋213万间,350万人受灾,165万人逃荒,死伤77万人,直接被洪水淹死的就有193万人,其他的人也都是因洪灾而饿死病死的。洪水滞留长达近5个月之久,不仅秋收绝望,来年也无法耕种,十室九空,田园荒芜。
这一年,泰州全境也陷于大灾之中。“民国二十年(1931)……里下河地区田庐尽没,人畜漂溺无数。泰州城西仓、城北一带,尽没水中,舟泊往返无阻。全县受灾150万亩,灾民40万人”。亲历1931年水灾的泰州词人周志陶在其《吴陵忆词注》“辛未记水灾”的注解中,做了这样的记载:“农历六月中旬,霪雨不断,河水上涨。七月十三日,车逻南塘等坝崩溃,又降大雨,河水陡涨四尺。高、宝、兴、泰、东等七邑皆被水淹。泰州城区东坝、西仑、城北、下坝、智堡、渔行也被水淹。下河各庄片汪洋。稻河、草河、西河的粮船,可泊入陆陈行的店堂。我家天井水深二尺。”地势较高的泰州城如此,地势偏低的兴化农村就更为悲惨了。兴化市原水利局局长刘文凤先生在其《水利史话》中记载:“兴化最高水位46米。兴化城中心水深过膝。”“西刘庄60户仅存15人;官庄百余户人家,悉被洪水冲走,树梢上仅存5人。”“洪水过后,相伴而来的两大灾难:一是腐尸遍地蚊蝇纷起,高温热晒,瘟疫流行。二是粮尽草绝,遍野饿殍、路倒’,死亡人数不计其数。”“兴南乡1100多户人家中,饿死的有2260多人,外出逃荒的6700多人。”泰州城里,近半年才退尽了洪水，而里下河绝大部分农田,直到第二年春天才退尽积水。发时姜堰《水利志》也作了因西水下注,全县百分之九十田被淹没,淹死2500多人,为明清六七百年未有的大水灾”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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