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卜背后的人类学原理试谈
粉红猫猫
[摘要] 本文试从人类学视角探讨占卜的起源、类型及其在人类文化中的意义。通过分析占卜在原始社会的功能，揭示其作为应对未知与社会调控的工具的重要性，并结合马林诺夫斯基和列维等学者的理论，探讨占卜的象征体系与社会功能。文章试将占卜的诞生主体分割为两类——基于偶然性的射幸占卜与诉诸时空的占卜，阐述其各自的理论背景与实践案例，如神谕、星象占卜及易经等。从实际例子中探讨占卜信息处理方式及联应法的理论依据，强调了象征体系在赋予意义中的作用。探讨传统占卜理念对现代文化的深远影响，引发对社会秩序与社群语言建构的反思。
[关键词] 占卜；联应；在场性；社群语言构建；
占卜作为一种人类社会中的文化行为，最直白的解释则是对未知的探索与解释工具，其广泛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环境中。从龟甲占卜到塔罗牌，从星象推测到星座运势，即使占卜的方式、目的，背后所代表的社群语言所指均随着漫长的人类历史而有所变化，但对于反映人类对命运、秩序和意义的持久追求这一点始终作为占卜的历史任务而没有任何变化。本文通过人类学的视角，尝试通过探讨占卜的起源、类型及其在人类文化中的角色的方式，结合学者的理论与研究，揭示这一现象的深层机制。

一、占卜的起源与原始社会的占卜实践
占卜在一直以来，被解释为对未知的恐惧与解释需求，起源于人类面对未知时的恐惧与好奇。早期的人类社群事实上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自然环境、疾病、战争和生死问题会导致整个社群的覆灭甚至整个种族的灭亡，为了应对不确定性，原始社会的巫师群体尝试通过某种方式圆满对于事物因果关系，现象与成因的必然性规律，以弥补认知上的空白。原始的巫师尝试通过通神、祭祀等等方式获取神的启示，然而伴随着认知的进步，神启被发现会受到巫师的主观因素强烈影响，这种影响使得巫师本人必须依照着神虚无缥缈的启示，来为整件事情的一切发展和一切因果效力负责，这一问题的出现，促成了占卜技术这一可展示的，可公开的内容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在占卜技术出现的早期，占卜仍然被解释为神的指引，如《礼记·表记》中：“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其中“神”即是自然神，鬼则为商人祖先。从其中可以看到，占卜在转变早期，事实上仅作为一种客观证据存在，从巫师、尸子的口述转变为通过龟甲等占卜工具展示出来。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到周时，已经发展出了完备的占卜技术与解释方法，并且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时空观念，求问对象也由商人求问的祖先、自然神转向了更为抽象的“天”的存在，为占卜求问对象加入了更多道德因素，将这一因果解释进一步的细化、深化。从这一变化过程之中也足以窥见，占卜的发展始终向着可展示的方向和可解释的方向发展着一种增强说服力的道路。

从此处也足以看出在这个时期以后，占卜也被表现和解释为是具有公众性质的行为。几乎任何文明早期原始社会的占卜活动，都带有浓重的集体仪式色彩，即将巫师个人体验，一定程度上让渡在了统治阶级全体、甚至社群全体之中。如商代卜辞中常见的“卜受年”，即为商王对占卜结果进行判断，来断定一年中农业的好与坏，并宣告天下，事实上也可以理解为商王同社群全体，对未来一年农业发展的占卜做共同解读，尽管这一行为仍然可以看到王权统治下，商王的绝对解释权，但从占卜的受用上看，已经带有了浓重的群体叙事色彩。
这一例证也进一步促成了占卜的一特定性质，即免责性质。免责性质强调占卜的独立性，公开性。这一部分我在《浅谈联应法占卜》一文中也曾提到过，以占卜的射幸行为为例，占卜师总是尽力追求一种真随机的结果，强调或希望强调占卜结果的随机与独立性，有意识的规避主观影响与判断对于占卜符号选择时带来的影响。这一性质的本质，总是可以归纳为对占卜这一行为的免责的，维克多·特纳在恩登布部落的研究中指出，骨卜是一种调解社会冲突的机制，通过“祖灵”的权威介入社会事务，使部落内部的矛盾得到化解。也即前文所言，占卜师所追求的，是一种同求卜者二人之间组成的最小社群中设置他者，籍他者的客观性表现出自身责任免除的结果。

从社会功能上看来，占卜的仪式性色彩更加重要，马林诺夫斯基在《巫术、科学与宗教》中指出，巫术与占卜的产生源于面对不可控环境的心理压力。例如，在无法预测天气或灾难的情况下，仪式性的占卜赋予人们一定的心理安慰。这种需求往往是广泛存在于社会全体之中的。占卜师通过神秘的象征体系和仪式，巩固群体秩序和权力结构。这一过程今天之所以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公开性的表现而赋予了更为抽象、隐秘的内涵，则如弗雷泽在《金枝》中提出的，占卜与巫术一样基于“相似律”和“接触律”，即通过符号与现实间的隐喻联系，为未知事件赋予因果解释。在弗雷泽的表述中，他更倾向于对占卜这一现象的解释，将之视为占卜的性质，然而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方式，一种社群工具，这种性质事实上将会在公开性质和免责性质上受到解释权的影响，势必导致在占卜发展的长远历程之中被巫师群体或统治阶级掌握解释和学习的权利，这也正是“他者”的存在所导致的发展结果，是社群扩大后势必导致的权力分化与职能分化。
总的来说，群体打破了原始时代巫师的独占解释权，将问天的权柄交给了统治阶级与全体，设置了仪式性的表现形式，使用占卜这一工具将神的言论以“展示性”的形态表现给所有人，解释者籍由这一过程，将占卜发展为了具有“免责性”的表现形式，通过权利的让渡与他者的设置来展示期客观样态，而后随着社会职权分化，又重新回到巫师群体手中，为其重新赋予在前两性质基础之上的“保密性”。
占卜作为早期人类试图与自然、神灵乃至整个宇宙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深植于人类社会权利结构与社群语言之中，期本身特质也深刻反映了人类对秩序和意义的渴望，促成了占卜的主要性质与今时外观。

占卜作为早期人类试图与自然、神灵乃至整个宇宙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深植于人类社会权利结构与社群语言之中，期本身特质也深刻反映了人类对秩序和意义的渴望，促成了占卜的主要性质与今时外观。

二、占卜的两种主要发展方向：射幸与时空
我们所能见到的占卜，大致可以粗略分析为两种走向——诉诸射幸与诉诸时空，射幸（也称为偶然性）占卜方式强调的是随机事件的使用，它试图通过偶然性和意外性来揭示未来的信息。通过偶然性事件的解读来构成占卜结果。射幸占卜如占卜骨头、硬币、等包含了这种偶然性的工具。又如中国古代的“筊杯”占卜，通过扔掷一对半月形的竹片，通过解读筊杯正反面来解读含义，这种方式的核心在于追求“随机”的因素，通过投掷产生的结果来指导决策。同样的，通过其反弹的方式决定是吉是凶，这种行为依赖偶然的结果来创造“免责”的同时，也将结果的权利交付给了“他者”，不论任何对射幸占卜的解释模型，都不可避免的在尝试创造他者和诉诸随机。其内在逻辑是渴望借助某种偶然事件的触发来获取信息，揭示定数。射幸占卜中的偶然性不仅仅是行为本身的随机性，更表现为占卜师对随机事件的解读。在许多射幸占卜的实践中，参与者都表示，偶然事件的合理解读更具备对当下情况的灵活对处能力与对某种“缺位因果”性质的再现。即追溯回前章，占卜是为了补足成因与现象之间的解释，那么射幸占卜则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这一性质，即利用“他者”补足随机意像与解读结果之间的关系，这种补足无疑是断裂的、武断的。这无疑与某种“不可解”的神秘性质有关。神秘之所以神秘，其本质的解构总伴随着某种“断裂性”与“不可解”的解构出现，任何对这一空缺的补足，都总呈现出不足。这一组成方式和结构，恰恰将射幸占卜的呈现外观对“缺位因果”的性质进行了复现，完成了其对于神秘性质的一种“演剧”。例如，现代的塔罗牌占卜通过洗牌与抽卡的偶然性来获得启示，其背后依赖偶然性产生的随机性，占卜师认为每一次的卡牌抽取都能反映出当前的时势与未来的走向，通过这种认知，对塔罗牌中得到的符号进行解读。在这种占卜过程中，偶然性不仅是一个主动的技术过程，还是一种在精神层面上，通过完成演剧的方式把不确定性转化为信仰中的必然性的过程。

与射幸占卜的诉诸偶然性相比，诉诸时空的占卜强调的是时间与空间的规律性，它试图通过观察自然界、宇宙的运行法则来揭示未来。时空占卜基于的核心思想是宇宙中存在着某种无形的秩序和结构，通过对这一秩序的理解与把握提前预知未来的变化。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时空占卜体系莫过于现代所使用的《易经》。它通过对阴阳五行、天时地利、人和等元素的综合分析，构建了一套精密的占卜模型。《易经》的卦象并非依赖偶然性，而是基于一套系统化的符号和规则来解读世界的变化。通过时间、空间的概念提炼来为每一卦象赋予不同的自然规律和变化，它们的组合与变化为占卜者提供的是系统化的知识框架与严格的逻辑行为与语法结构，西方的占星术也是时空占卜的典型代表。占星学的核心是天体和星象的运动规律。占星学认为，天体之间的相对位置与运动轨迹不仅决定着宇宙的秩序，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古代巴比伦和古希腊的占星学家通过天文学的知识，精确计算天体运动，从而试图解答人类的命运和未来走向。即便在现代，占星术的行星运行模型尽管已经被淘汰，但通过分析天体和地球之间的关系，来阐述结果与因素的技术仍然被占星师们推崇。在Michelle Pfeffer的《Reassessing the Marginalization of Astrology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一文中指出，占星术的存在从与草药学、自然哲学甚至政治学紧密相关，直到随着科学思想与天文学的发展而逐渐成为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牺牲品。伴随着“祛魅”的推进，占星学研究开始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历史性批判的道路。

但占星这一工具却仍旧被保存下来，可见至少在当下，这种时空观念并非是真的只希望找到一种时机或是绝对规则去使用一种宽泛的方式整理与表达人的命运，而是以一种近乎求问时空的主宰，或是单纯的将时间空间运行的规律进行某种圣化的格式在运行的，作为工具而言，占星术士往往看到的，是星像的一种切片，专注于某地某时刻下，星像位置的相性形态，这种形态并不是反映出连贯的规律性质或是某种共性，而是就这一切片同这一求卜者之间，最直接单纯的联系。
时空占卜与射幸占卜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对自然法则的观察与理解，认为宇宙中的规律是存在隐喻与内涵的，可以通过研究这些规律来预知未来。诉诸时空的占卜关注个人的命运，将宇宙的变化与个人趋势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天文现象、气象变化等外部环境的深入分析，在局限性的视角下做出一种私密解读。
José Casanova认为，传统占卜中对“规律”的依赖，与现代社会科学预测模式存在隐性关联，这种联系既反映了人类对控制力的追求，也暴露了其对偶然性的迷恋。例如，塔罗牌占卜中，虽然卡牌的抽取依赖偶然性，但每一张卡牌背后都有特定的象征意义，且这些意义往往遵循一定的符号规则。因此，塔罗牌占卜既包含了射幸的随机成分，也融入了诉诸时空的占卜的象征性和系统性。在这种占卜中，偶然性和秩序性相互交织，构建的是一种认知的复杂性。在现代的占卜体系中，随着随机性与秩序性相容，互为补充，这种融合的多层次理解使占卜的叙事系统更为复杂，这种对规律性的需求将更多的理性与“说服力”引入到了技术之中，关于融合这一问题的思考，事实上最终是诉诸到占卜师这一个体身上的，从内向说服的角度上看，这无疑有一定的共时性色彩，偶然事件或是某个时间空间的切片所带来的符号，通过认知赋予意义，或是通过对认识的“尺度”进行调整，从而获取到某种“意义存在”的认知。

三、占卜的信息处理与符号系统：联应法
在占卜活动中，符号与信息的传达往往是多重意义的，占卜师通过对符号的反复重叠，反复解读来理解结论。在占卜中，符号被用作一种“语言”传递潜在的、超越理性和日常经验的“信息”。其中，联应法（Sympathetic）是占卜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通过某种符号或物体来引发或传递具有特殊意义的信息。这种符号与对象的联系基于一种象征性的、隐喻的相似性。
作为一种符号性理论，联应法强调了对相似性与复现的追求。这种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文化中的“交感”思想抑或是对神话叙事、史诗叙事的崇拜之中。这种思想认为物品或事物之间具有某种神秘的联系，即便它们在外形或本质上没有直接关联。但某种内在共性或是某种“不可解”的性质在构建联络，例如，某一物体的形态、颜色或气味的变化可以代表或象征事件的发生。通过这些符号，巫师可以与他者进行沟通，从而达到预知的目的。Paul Rozin和Carol Nemeroff在《The laws of sympathetic magic——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similarity and contagion》这一研究中提到的，这一现象包含着对结果的前景感受，即整合的经验对为经验的事物提出结论的过程，这一点揭示了占卜符号与结论的联系，将占卜符号作为已经验的，例如“山、火、水”等等形象，来提出对未经验的事物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未经验并不放在时间的尺度上考量，而是放置在个体认知的尺度上所讨论的。因此这种提出，本身不受到其对象是否已经有经验性的表示或是受其影响。

在占卜中，这种行为方式往往表现为通过象征性的物品或现象来获取经验。如在塔罗牌占卜中，每一张牌都有特定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通过一种潜在的联系，表现占卜者的未来或内心世界。在易经占卜中，通过“卦象”的变化，结合传统的五行理论，解释事物发展的趋势，这些符号化的元素都可以被看作是联应法的一种体现。
这种占卜符号不仅仅是表面的图形或物件，更是深层文化意义的载体。符号被认为是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桥梁。在非洲的巫术仪式中，象征性物品，如木雕、羽毛等。都被用来作为与神灵沟通的工具。这些物品不仅在物理上有其独特的形式，也承载着文化自身的语言与精神含义。这些符号本身作为语言的最小单位，事实上代表的是整个文化、社群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具备“说服力”的语言。这涉及到更为复杂的集体文化意识。在许多文化中，符号的意义是通过社群的理解和约定得以确立的。也就是在说，在联应的语境之下，基于占卜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其结果并不是单纯的个人解读，而是整个社群对自然法则和行为模式的公知。这种集体意识的存在使得占卜师或巫师不仅仅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中介，更是文化传统的维系者。他们所叙述的，也变成了整个社群对自然、命运等课题的认知和理解。
例如，在古希腊的德尔菲神谕中，祭司通过解读神灵的言辞来预测未来，虽然每一次的解读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祭司个人的能力，但这些言辞所传递的核心信息却是与神灵意志和社会结构紧密相关的。这种神谕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它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指导，也是集体社会行为的引导。
所以联应法的核心概念与其说是一种加减乘除的游戏，似乎更像是一种拼图游戏，通过意向的拼合，组成一个紧密的文化结构，它不仅仅是占卜符号的运作原理，也是背后文化和社会意义的体现。就如同Claude Lévi-Strauss所认为的。巫术和占卜的有效性基于符号与社会现实的对应关系，象征性结构提供了一种文化认知框架。符号与信息在解读中被赋予了巨大的力量，在个体与群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其背后承载着的是复杂的文化符号和集体意识。

四、占卜的在场性与缺位性原理
占卜行为的核心同样也有关于在场性与缺位性的构建与解读，这种在场性是指在占卜结果的解读中，往往被分化为存在与缺位的概念，如占星中的落陷或奇门中的落空，将占卜的整体过程抽象为某个“场所”的话，在占卜过程中符号是否出现，本身也决定了占卜结果的解读。这种意识将抽象的信息具象化、体验化，并由此赋予其意义。占卜过程中的“缺位”与“在场”更像是将占卜这一过程提炼为一种叙事，在叙事尺度上探讨意向的得与失。以我在《佤族鸡骨占简化尝试》一件中的例子为证，鸡骨卦拥有十六种卦形，将两个鸡腿骨捆绑在一起，用竹签插在其骨的四个气孔之中，四个竹签分别代表鬼、他人、父母、自己，通过抛掷后观察竹签存留情况，判断四个代表是否仍然在场，以这种叙事来进行占卜解读。通常以在场者为吉利、为强大，以不在场者为凶、为弱势。当竹签一根都没有掉落时，为万事亨通。当三方在场时，则缺位一方有难等等，以此类推。
这种占卜模式很显然的将生活环境与占卜时所抽象出的“场所”进行了联应，以此利用在场性原理完成解读。同理，龟甲占卜、鸟占，现代塔罗牌或占星，这些工具都承载了这种在场性的原理，龟甲裂纹的位置，鸟类飞行的方向，牌面位置的关系与正逆位，落陷与相位。均是带有在场性表现的结果。
这一结果指出了占卜工具和技术拥有神圣性或超验性的原因，其原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前文对于“演剧”的延续和进一步解释。工具通过特定的仪式被赋予了复现一般的象征意义，使其能够成为人连接未经验与“他者”的媒介。
详细的解释，在中国，龟甲被视为天地间阴阳交汇的象征，裂纹的形态被解读为信息的显现。裂纹在某些爻辞之上断裂，亦或是在龟甲的某部分上断裂，都被作为解读的凭据，同时，在商代甲骨文的记载中，许多占卜活动不仅涉及到特定的仪式，还伴随着占卜记录的保存，这种记录行为也进一步强化了占卜行为的“在场性”。如某年某月某日，某人祭祀何种祭品，求问谁怎样的问题之类的记录，不仅仅是通过火焰传递给祖先或神明，更是在更大范围的“当场”，将自己放置进来，完成“演剧”。

在场性还涉及到“缺位”与“在场”的辩证关系。在许多占卜形式中，占卜者通过对某种“缺位”的象征进行探索来揭示问题的答案。例如在西非的Ifa占卜体系中，占卜师通过投掷贝壳或其他工具来生成随机的排列形式，这些排列形式代表了神灵的启示。通过卦象的疏密与组合模式、方位进行解读。同理，在茶叶占卜中也存在同样的现象，这并不仅仅是赋存在和缺失以意义，而是更进一步、更详细的表述了在场与否对某个大叙事的投射和选择。
在现代心理学中，Carl Jung提出的“联想法”认为，在场性的一部分是通过投射个体潜意识中的内容到占卜媒介上，由此产生象征性的答案。在这些实践中，“缺位”通常是指无法直接感知或理解的部分，而“在场”则是通过媒介和解读过程将结果投射成为可感知的意义。
现代占卜实践中，在场性原理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里的在场性则更宏观、更广泛，占卜者通过强调工具的神秘性和解读的专业性，维持了占卜结果的“权威在场”，另一方面，参与者通过分享和讨论占卜体验，使得这种在场性得以延续。这种权威的确立，本身是更宏观的将“场”的概念放置在了在场所有人均在场的概念之下进行的，以便将抽象信息具体化并赋予意义，予以理解力的环境结构。

结论
占卜是人类应对未知的一种重要文化实践，其背后涉及复杂的社会、心理和认知机制。从原始的龟卜到现代的诸多占卜术，占卜不仅是对未来的猜测，也是人类建构秩序和意义的重要工具。研究占卜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适应能力。
在占卜的发展中，其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诸多特性，例如“免责性”等诸多性质不断随着掌握占卜技术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变迁而发展，直至今日产生占卜今时外观，当下对占卜的认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组织工具或是存在现象，而是伴随着漫长历史中人类意识活动而不断进行结构交织，解构与重组，附魔与祛魅后，纠结着人类社会的诸多情感因素与诉求、体制所形成的认识方式与文化存续环境，早已将其根茎深埋在了历史学、哲学、符号学等诸多领域，是文明共性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权利象征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没有真正的随机，摇钱也好，热噪声也好，产生的随机数里都蕴含着各种信息。还有时空结构存在全息性。所以用随机来起卦，卦像当中想测的和不想测的，过去的和未来的，都会反应出来。
有理论认为，是量子纠缠产生了时空。所以相关的和不相关的，互相之间都有隐含的关联存在。
古人很早就观察到了这个全息关联现象，称之为“业力”，“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