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文逊国传说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最先出现的是“建文不死”说。当年，朱棣从火中起出一具烧焦的尸体，指为建文帝，这难以服众。永乐年间，心怀异志的谷王朱橞就宣称建文帝不死，被他开金川门放走了，并将投靠他的蜀王椿之子、崇宁王悦燇诡为建文帝；正统五年（1440），又有老僧杨行祥冒充建文帝。这说明当时建文帝未死的说法已经流传开了，不过，仅是简单的未死而已，还没有如何出亡的具体情节。但不死的说法出现了，如何逃亡的故事就该接踵而至了。据称，弘治时杨循吉谓建文逃逸时，一御史随之，君臣俱祝发为僧，后御史病死，建文不得食，故不得已而出。正、嘉时期，私史、野史繁荣，是建文出亡说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后来的建文逊国说的一些主要元素，此时都已出现：如明太祖预知皇孙大位不保，遗箧给他，内有度牒等物；建文逃出后，历湖湘、河南、云南、四川、广西等地，或宣德、或正统、或天顺时归京师，被迎入大内供养。嘉靖晚期，郑晓《吾学编》将建文逊国说推进了一大步，称神能的术士程济一直随亡建文左右，他能掐会算，屡屡为主排除险情，并且以前单纯的建文逃命出亡，亦被称为颇具政治意味的“逊国”。万历时人冯时可称曾亲游黔西永洪庵，僧徒谓建文帝曾驻此三十年，初去时，两比丘随同，未几即去，他推测两比丘或为叶希贤与程济。这样，建文帝身边的随行人员增加为两人。以上所述，大致就是在万历晚期以前关于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过程。这表明，尽管初期两起假冒建文帝的行为都被揭露，但却丝毫没能阻止建文逊国故事的传播与发展，尤其是正统时杨行祥的假冒事件，影响更为深远，给了希望建文帝不死的人们更大的想象空间，并以此为素材，编出了一个个生动的建文逊亡故事。经过传说的加工和史家的演义，建文逊亡的故事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越传越奇。明晚期，出现了两部专门描写建文帝出亡的书籍：《致身录》和《从亡随笔》。这两部书的作者不署真实姓名，分别托名史仲彬、程济所著，因为史称此二人都在建文朝做过官，而且是传说中的重要当事人，托名他们撰书，可以起到吸引人眼球，增加说服力的作用。这两部书集建文传说之大成，将以往各种说法尽量搜括囊中，加以综合，极大地丰富了建文逊亡的故事情节。

历史的天然兴趣是探索谜底。所以，数百年来，建文逊国的故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不过，历史学家还有一个重要的品质，即求真，文献不足征，则应阙疑，这是自司马迁以来的史学传统。探索扑朔迷离的建文史，更应小心地遵循此原则。考明代史家、史著，可以说，占绝对多数都认为建文逊国出亡，这从拙著前面章节的不烦考述已可知晓，不再赘述。在明代不赞成逊国说的史家，仅王世贞、顾起元、沈德符、钱谦益等寥寥数人而已，并且，即便是他们，也非完全、断然否定建文帝不死逃出这件事情的本身，而只是对流传的有关建文帝行踪的种种离奇说法置疑罢了。如王世贞谓：“大抵建文出亡与否不可知。僧腊既已深，当灭迹以终，必不作诗以取祸，亦不必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纷纷者，止因杨行祥一事误耳。”顾起元称：“且以帝逊为真耶，龙而鱼服矣，凤而鸿冥矣，何天不可摩而飞，何地不可锸而葬者乎？孝康之祀忽诸，又何所恋于京师一抔土也！弇州谓正统复出之说妄，直据史断之，其言良为有见。”沈德符亦曰：“大抵少帝之出，存亡不可知；其来归也，为真为伪，亦未可臆断。”钱谦益力辨《致身录》、《从亡随笔》为伪书，也否定史仲彬致身随亡之事迹，但对建文帝出亡一事，却并不否认，只称其迹不可知而已。本书虽次第考察了明代现存的近百部史籍，并对各种说法进行辨析，探其源流，但对于建文帝是焚死还是出亡的问题，仍然是难以遽下定论，主张不妨两存其说，阙疑焉尔。断然否定，实难以征信于前人；全盘接受，实难以悦服于己心。如王世贞等前贤所论，建文帝出亡是有可能的，但所传种种行迹，却需谨慎对待。建文帝既已隐诸名山，修炼佛法，悟透俗尘，何又汲汲于归求一抔黄土？聪悟如建文，谅不如此也！

建文帝的下落问题，固易诱人竭尽心智去掀揭谜底，但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最重要的是要透过现象去把握历史的本质。因此，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建文逊国传说为什么如此流行？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什么关系？任何一个历史现象的产生，都有自己的土壤，都有自己的历史因缘。
建文逊国出亡传说流行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明初官方史书所持的建文帝焚死的说法，不能取信于人。从灰烬中起出的尸体，无法辨认；《明太宗实录》谓以天子礼葬建文，可葬礼如何、陵寝在什么地方，都不见记载。所以，后世纷纷传言，从灰烬中起出的尸体是马皇后而不是建文帝，建文帝实逃亡而去。人们不信任官方的说法，是建文帝出亡说流行的首要原因。
（2）朱棣夺取皇位，按封建的伦理道德衡量，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如果说建文帝不死，在还有半壁江山的情况下“逊国”，可显示宗法亲亲与让贤之谊，从而为朱棣篡弑开脱责任。明代官方虽非此说的始作俑者，但想必是乐见的。这个理由助长了建文逊国说的流行。
（3）建文帝是明太祖确立的合法天子，在位时尊文崇道，虚己纳士，广布德政，这么一个好皇帝，人们同情他，不忍心他死去。所以，关于建文出亡的说法才会愈演愈烈。
（4）以怀念建文帝的方式寄寓对现实的不满。明代正德以后，君臣关系紧张，社会矛盾加剧，建文时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念。万历时，顾起元曾记载了民间对建文朝普遍的好感：“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法纪修明之后，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几等于三代。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以建文朝“治化几等于三代”的说法，影响很大。人们对现实失望，就将建文朝理想化，于是，人们更加不希望建文帝死去，给他安排一个出亡的善终结局不足为奇。
（5）培养忠义精神，挽救社会危机。万历中期以后，明代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表彰建文死难与从亡诸臣，对于宣扬忠君思想，维护明朝的统治有重要作用。这也是从亡诸书能够得到流行的重要原因。

伪书的出现，使得本来就热闹的建文出亡话题，变得更加复杂，莫衷一是。明史前辈王崇武先生说：“官书曲解历史，野史漫无根据，皆非信史。”建文帝真实的行踪也许会成为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就让它成为一个谜吧，这很美！如果硬要去解开这个谜底，也只是在众多的说法中增加一个新的说法而已，难以获得多数人的认同。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对建文传说演变的考察，探索明代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的发展演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个时期的建文史研究，都会向我们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