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种族清洗，人们马上会想起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二战期间德国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迫害令人发指。然而，作为战胜国一方的苏联，曾经也犯下诸如此类的暴行。只是由于苏联当时的国际地位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许多暴行均被掩盖。
其中一项令人发指的暴行，便是斯大林曾经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种族大清洗，先后30多万中国人死于斯大林屠刀之下，相当于一个日军南京事件的人数。

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等地，在清朝时便是中国领土，于清朝末期被俄国侵占。但外兴安岭的中国原住民却没有搬走。据统计，有多大30万中国人生活在这些地区。
而在七七事变后，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并根据《苏日中立条约》的影响，企图永久性的占领中国远东地区。
在日军占领武汉后，苏联便开始对在海参崴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把远东的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劳工，按上各种罪名，其中，一大部分人在劳改营受虐待而死或被强加以罪名直接杀害。
据俄方新闻网消息，2009年12月，在海参崴近郊附近，为2012亚太经合组织而加工筑路的工人发现了万人以及大量尸骸。

2010年5月，俄方于海参崴郊区附近再次进行了挖掘。现场共发掘出约480人的遗体，他们全部是被枪杀。在现场，发现了大量包括皮包，内有1930年代的硬币的钱包、烟嘴、中国特有的珠子饰品、陶瓷杯器碎片、瓷碟、眼镜碎片等诸多个人物品。

俄方相关机构随即派遣调查组对万人坑尸骸进行调查。经调查研究发现，这些是中国人尸骸，是在1937年斯大林大清洗过程中被杀的。
据现场专家表示，现场所发现尸骸均是双膝跪地，后脑一枪中弹。其弹孔显示，均为上世纪30年代苏军配备武器装备。
另外还发现了中文与俄文报纸，其中一份的日期是1937年9月18日。

除直接屠杀外，还有许多中国人被强加各种罪名发配到西伯利亚极寒地区的集中营进行劳动，并受尽虐待。其中的绝大多数被发配到北纬63度的北极圈的雅库茨克。这里夏季两、三个月没有黑夜，冬季两三个月无白昼，气温低到零下五六十度。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下高强度工作，幸存者十之一二。绝大多数被虐待或饥寒劳累致死。
2020年7月1日是海参崴建城160周年纪念日（实际割让时间是1860年11月），也意味着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已经脱离中国160年。但是，这片土地上的华人并没有随着领土的割让而消失，直到1938年被苏联用各种手段消灭……

盛况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海参崴来观光，大家都沉迷于享受这里的海鲜，或在教堂面前争相留影，而不知一个世纪以前，这些繁华商业街的建设者、甚至是拥有者都是华人，他们又是以何等凄凉血腥的形式从这片土地上离场的。俄罗斯通过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终于得到了两百多年来的梦寐以求的黑龙江流域的土地。虽然17世纪中期后，俄罗斯占领了大片西伯利亚土地，但是这些地方极寒，又没有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没有多少开发价值。新获得的100余万平方公里的适合垦殖开发的土地，使得俄罗斯真正成为一个两洋国家。
今天俄罗斯贝加尔湖以东70%以上的人口聚集在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原属于中国的土地上，这片区域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海参崴滨海边疆区博物馆的几个镇馆之宝，图二为金代官印，图三为著名的明代“永宁寺碑”，这些文物都是在今天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土的

沙俄政府在新的领土设立了两个大城市：一个是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说的伯力，来纪念17世纪最早殖民黑龙江流域，大肆迫害土著居民达斡尔人、鄂温克人的殖民头目哈巴罗夫；另一个则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是“镇守东方”的意思。这两个名字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土著来说都具有很强的殖民侵略色彩。
在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以前，乌苏里江以东几乎没有汉人存在，因为这个时候清朝政府把盛京开原柳边之外的东北土地视为满洲人的私家宅院，严厉禁止汉人进入这个地方。据俄国方面统计，1860年这里只有2000余流动性很强的汉人，他们从事采集人参、捕鱼等职业，还有很多是逃亡的犯人。
为了开发新占领的土地，沙俄政府一方面从欧洲领土组织移民，但是由于这里相距欧洲太远，需要步行一到两年才能达到，所以，移民效果并不明显，从1861年到1881年，仅仅有1.1万欧洲移民达到远东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吸纳中国劳工，以及相当部分的朝鲜劳工。中国移民开始大量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些中国移民多数是山东人，有的通过陆路，从绥芬河进入俄罗斯领土，有的则是直接从山东半岛乘船到达海参崴。

1886年，远东华人数量达到2.75万人，1897年，增加到4.1万人，1911年则为11.1万人。到一战前，远东地区华人已经达到20万人左右。这个时期华人约占俄罗斯远东人口的10-15%。
由于俄罗斯人多数是军人和垦荒农民，反而在海参崴、伯力这样的大城市，华人占比相当高。比如，1897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参崴人口为28933人，而华人数量为12577人，如果加上大量的候鸟式的华人流动人口，华人在海参崴的比例应该超过半数。
早期华人在海参崴主要从事工程建设相关的行业。富裕的华人担任重大工程承包商，然后延揽贫困华工出任建筑苦力。华人建设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远东段和著名的海参崴火车站，这个火车站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
海参崴的其他重要地标性建筑，滨海州理事会大楼由华商刘寇默承建，电报大楼由桑新云承建，凯旋门由舒彻联承建……就连多数俄罗斯军营也是华人承包建设的。

在海参崴城市形成之后，华人在商业上也大显身手。1878年，海参崴114家企业中有57家是中国人开的；1895年华商企业数量增至126家，而俄罗斯人开设的企业只有58家，其他外国人开设的企业有16家。
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海参崴规模急剧扩大，华商企业也越来越多，1912年，海参崴全市工商登记中，华商企业进一步增加到1089家。
海参崴最大商行“昆斯特和阿里比尔斯”合伙人阿道夫·瓦西里耶维奇·达坦在其《阿穆尔沿岸商业历史随笔》调查中写道：
中国人早已从一个角落向另一个角落，进而向全城拓展……从前后左右把其他商铺挤掉失去生计……把整个区域掌握在自己手里。毫无疑问，中国人经济上非常强大，逐渐掌握了劳动力和商品市场。
根据资料显示，20世纪初，海参崴最主要的商业街道和最繁华的城区，的确相当部分为华人所拥有。像今天海参崴最重要的商业步行街——阿列乌茨克大街、斯维特兰娜大街、海军元帅福金街的大量商业楼属于蔡氏、邰彩玲、李立浩等有实力的华商。

总的来说，在帝俄时代，华人与俄罗斯人一同合作开发了远东地区，俄罗斯人是统治者，控制着军政大权和金融、矿产等命脉行业，而华人则在一般性行业占有优势地位，这与南洋地区欧洲殖民者与华人合作的模式有很大相似性。华人在人口上的庞大占比，也跟英属的东南亚地区人口结构很相似。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改变历史进程，华人可能还会持续不断往这个地方移民，并且以后成为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主要族群之一，海参崴也或许会成为东北亚的新加坡。

华人在十月革命前后
1917年的十月革命给华人带来了希望，布尔什维克主张人人平等，废除压迫制度。华人在远东虽然生活的还可以，比国内的同胞好，但是地位明显不如这里的欧洲人。华人开始积极参加革命，希望与布尔什维克一起推翻旧的反动统治，用自己的努力获得新生。正如上乌金斯克华人代表大会向苏维埃新政权的信中说的那样：
我们把俄国工人农民的利益看作自己的事业，把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看作是我们也必须保卫的。
据研究，全俄境内至少有5万华工参加了十月革命和此后的国内革命战争。各地涌现出众多的“中国团”、“中国营”和“中国支队”。远东地区最著名的是华人辛继武组织的游击队，人数规模达3300多人，活跃在乌苏里江流域，给白匪军沉重打击。当白军占领海参崴后，远东铁路上的华人职工参加了大罢工，严重干扰了白军的供应和军事部署。
十月革命的确在某些方面改善了华人的境遇，比如华工的待遇比沙俄时代提高了很多，不再需要忍受监工的鞭笞，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苏联当局还允许设立华人俱乐部，开设华文学校。但是，华人并没有实现他们期待的自由和平等，华人在远东是“商业民族”，自然与新政权消灭私有财产的目标相冲突。1921年起，苏俄当局不断查封中国商会，强令中国商户购买国家公债，严格限制华人往国内汇款，导致华商在远东生存越来越艰难。此时，海参崴领事馆向国内报告：
自苏联政府成立，华侨之所受损失数，在华银一千余万元，华侨被害之生命，在二十余人以上，此二种不过指海参崴一埠而言、且皆有案可稽，至无案可稽及其他各处所损失之金钱与生命，俱未之计也。
新政府开始实行户口登记和日常生活用品供给制度，由于绝大多数华人没有国籍，不能获得供给，生活也日益艰辛。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苏联渐渐背弃了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渐渐走向大俄罗斯主义的道路，对非俄罗斯民族，尤其是非欧洲人的、力量较为强大的亚洲民族采取排斥、同化甚至消灭的政策。苏联政府这些民族非常不放心，视其为国土安全的威胁，之后陆续发生全民族遭受驱逐、镇压（如华人）或者迁徙流放（如朝鲜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的事情。

不过，此时苏联正推行“一五计划”，劳动力短缺的远东还离不开华人。这样大批华人劳工被吸收进入国营企业，成为国家雇佣的工人。据统计，这个时候，整个滨海边疆区的工人中，华工比重为40%，主要分布在重工业、采矿业、伐木业和捕鱼业等——华人虽然在商业上被排挤驱逐出远东，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仍旧占有一席之地。
到1926年，远东华人数量减至6.3万人，比战前减少了一半多。但是这里的华人开始定居，开始逐渐接受这个国家的文化，似乎长期的稳定生活，让华人逐渐从侨居者，向少数民族在转化。

血腥的离场
然而，1929年后，随着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对华人打击越来越公开化：“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进一步视华人为威胁其远东地区和平的不利因素，对华人的镇压驱逐政策逐渐开始浮出水面。1934年，远东地区华人减少至3.1万人，又比1926年减少了半数以上。
如果说之前是采用比较柔性的经济手段来限制华人，达到驱逐华人的目的。到1935年以后，苏联则开始采取完全非人道的手段来镇压消灭华人。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决议，责令年底之前肃清海参崴百万街的华人，执行机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内务部，镇压肃反机构）远东边疆区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