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南阳名士何颙见到张仲景，惊奇地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韵不高，就是不爱高谈阔论、行为低调的意思。何颙以识人著称，“初，颙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荀彧年少时，何颙见了说：“颍川荀彧，王佐之器。”（《后汉书·何颙传》）

宣武镇设置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至唐亡一共存在了126年，宣武军是其军号。在这126年的历史中，宣武军一步步由弱变强，从朝廷对抗河朔藩镇的利剑，最终成为朱温建立后梁的大本营。在宣武军壮大的过程中，其节度使治所汴州的地理位置起了重要的作用。

汴州得名于绕城而过的汴水，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开凿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引谷水和洛水入黄河，黄河通过汴水进入泗水，泗水与淮水相连，淮水通过邗沟最终到达长江，这是隋唐时期东南地区的漕运入长安的基本路线

安史之乱时，汴州一度落入安史叛军手中，唐朝的漕运由此改道，曾经的汴水段由于缺少经营，河道淤堵，难以行船，刘晏担任转运使后，大力整治漕运，尤其注重疏浚汴水。为了巩固漕运路线，同时也为了对抗河朔地区的藩镇，唐廷对河南道腹心地区进行了行政区划的调整，这里在安史之乱时期主要是永平军的辖地。

宣武军成立之初，要受永平军的节制，当时的永平军节度使是唐宗室的李勉，汴州为其治所。782年，幽州、成德、魏博、淄青四藩镇联合淮西的李希烈一同反叛唐廷，推举李希烈为天下都元帅。
第二年，宣武军和永平军一同参加了这场战争，主要讨伐位于淮西的李希烈。李勉没有什么军事才能，因此李希烈很快便攻陷汴州，李勉率领部下逃到宋州投靠刘洽。
784年，李勉回朝请罪，他的军队全都交给刘洽指挥，因此宣武军势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刘洽有勇有谋，很快便率军收复汴州，宣武军的治所也顺势迁到汴州，唐德宗对宣武军的战果非常满意，给刘洽赐名为刘玄佐。

原来参与安史之乱的河朔军人滞留各地，组成了各地藩镇军队的一部分。随着河朔军人融入各军队所带来的河朔的胡化风俗也散布四地，胡化习俗与唐代所宣扬的政治产生了冲突。像军队中的父死子继这一导致阶级固化的习惯，与唐代所宣扬和促进的唯才是用相矛盾，河朔军人旧部存在使各藩镇军队开始接受和效仿胡化习俗。

这种胡化习俗的扩散使得朝廷对这部分藩镇军队的控制力大幅减弱，更是使新派来的节度使或空降来的军队长官与世袭的军队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每一次动乱都有着相同的模式，其高峰期大多是朝廷在上一任节度使去世之后。

每一次上任的节度使在上任后大多选择了相同的治理策略，面对着士兵固化和军乱频发等难题，连节帅也无可奈何。大多初上任的节度使都选择通过物质利益来稳固自己的位置，用大量的赏赐换取士兵的忠诚，结果更是加剧了军乱，以利诱之只会将士兵的胃口越喂越大，可谓是饮鸩止渴，一旦士兵普遍不满意，便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引起兵变。

有些藩镇变换节帅如同儿戏，以至于节帅在使府召开军事会议，还必须要有亲信守护在一旁以防不测。历次宣武军乱的平定都是由剩下的宣武兵和朝廷派来的军队里应外合才成功的。韩弘是刘洽的外甥，被任命为节度副使后，在上任伊始，就决定改变前任节度使纵容骄兵的情况。

韩弘知道骄兵哗变最主要的毒瘤就是牙将阶层，因此决定了来一招“杀鸡儆猴”，将喜欢惹事的牙将刘鄂及其党羽300人招入使府，用计全部斩杀，以儆效尤。这一招迅速地起了成效，军士们摄于韩弘的威严，在他主政的21年内，没有发生任何变乱。

从韩弘担任节度使得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开始，宣武军进入了长期的稳定时期，从一个经常动荡的藩镇，变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藩镇。借着大运河的水运之利，经过60年的积累，宣武军积攒了丰富的财力和兵力，而这积攒的一切物质来源成了朱温得以崛起的有利因素。

殷德杰《旧事苍茫老南阳》（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5章）
史前的南阳是一片湖泊，湖泊圆形，像一个碗。站在独山上望，南阳城就像一朵大梅花，开在一枝虬曲的老干上，这枝老干就是白河，河水两边银色的沙滩就像梅枝上臃肿的白雪。因此，南阳一度被文人雅士们称为梅城。

白河古称淯水。从伏牛山的发源地到汉江入口，总长不过320公里。古时南阳是一个很繁华的水陆码头，是南北货物的主要集散地。李白一生有史可查的南阳行11次，留下与白河有关的诗5首。

白河淌过伏牛山南麓的浅山区，这里到处是白色水成岩，石质松脆，群众称为麻骨石，石面极容易风化，形成一层沙粒，雨水一冲，沙粒都流进了白河。因此，白河的沙滩纯净洁白，沙量富厚，整条白河河床就像用银子铺就。

《汉书·地理志》载，周封申伯于此，故周时宛为申伯国。《水经·淯水注》曰：“淯水南径宛城东，其城故申伯之国。”申伯是周宣王的舅舅。申伯西联犬戎，东联吕、缯，杀幽王骊山下，立其外孙宜臼于申（南阳）。第二年，申伯送宜臼赴洛阳即帝位，为周平王。东周自此开元。时为公元前7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