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塞塔石碑与古埃及文明

一、拿破仑的野心
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这位未来的法兰西帝国皇帝，率领着一支规模庞大的军(J)队，踏上了埃及的土地。他的目标是切断英国与其殖民地印度之间的贸易联系，从而在战略上压制英国。
拿破仑率领的远征军中，除了军事人员外，还有超过160位专家学者，他们包括天文学家、土木工程学家、语言学家、东方学家、画家、诗人等，拿破仑成立了埃及艺术与科学研究院，这个机构的成立主要是为了系统性地对埃及的古迹、文物进行考察和研究。这些学者在埃及的工作，为后来的“埃及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的研究成果，包括对埃及古迹的详细记录、对古埃及文字的研究等，都在后来被编进《埃及记述》。

1799年7月15日，拿破仑的军队在埃及罗塞塔郊外的圣朱利安要塞进行地基扩大挖掘工程时，意外发现了一块黑色的大石头，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罗塞塔石碑。石碑的发现者是法军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他意识到这块石头的重要性，并向指挥官阿卜达拉·杰克·德·门努瓦报告，随后被送往开罗的埃及研究所。
（罗塞塔石碑）

二、古埃及文明的解读过程
罗塞塔石碑的发现，是古埃及文字解读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块石碑制作于公元前196年，是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著名石碑，高1.14米，宽0.73米，重约762公斤，由黑色玄武岩(花岗岩)制成。石碑上刻有三种文字:最上面是14行古埃及象形文，中间是32行埃及纸草文，下面是54行古希腊文。

古埃及象形文字，也被称为圣书体，是一种古老的书写系统，起源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这种文字最初是作为图画出现，后来逐渐演化成为一套复杂的符号系统，用于记录和传递信息。象形文字不仅用于宗教和纪念性建筑的铭文，也用于日常的行政、商业和文学记录。

象形文字包含三种类型的字符:音符(包括单音素文字、单音节文字和多音节文字)、意符(直接表示一个单词)和限定符(加在单词的最后以限定语意的范围)。这些字符可以横写、竖写，也可以从右到左或从左到右阅读，具体取决于符号的指向。古埃及的书写中元音被忽略，这一点类似于阿拉伯文。因此，现代人们在辅音之间加上中性的“e”来补上元音。
（古埃及象形文字 ）

埃及草书，也称为“世俗体”或”大众体”，是古埃及文字书写系统中的一种快速书写形式。它起源于古埃及的僧侣体，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更加简化和流畅的书写方式。草书的特点是笔画连贯，形式简化，与正式的圣书体相比，它更注重速度和实用性，适合于日常书写和记录。
草书在古埃及社会中广泛用于书信、行政文件、商业交易记录等，尤其是在托勒密时期，它成为了主要的书写字体。草书的普及也反映了古埃及社会对书写效率的需求和文化的发展。

古埃及的纸草文献是草书的重要载体，纸草是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一种沼泽植物，古埃及人利用其茎部制作出一种可供书写的纸张。草书在纸草上书写，不仅便于保存，也便于携带和传播，对古埃及文化和知识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拿破仑在埃及的胜利并未持久。
1801年，英国海军在纳尔逊的指挥下，于尼罗河口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迫使拿破仑不得不撤出埃及。根据英法两国签订的协议，法国必须把其在埃及挖掘到的一切文物转交给英国。这块石碑于1802年运抵英国后即以英王乔治三世的名义捐赠予大英博物馆，自此就一直被陈列于博物馆的埃及展厅中。

在解读罗塞塔石碑的过程中，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和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扮演了关键角色。托马斯·杨首先识别出碑文中“托勒密”这一人名的发音，这是通过对比石碑上的希腊文和象形文字实现的。他的这一发现为后续的解读工作奠定了基础，尽管他最初认为象形文字主要是表意的，但他的工作为理解象形文字的构造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随后，商博良【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年12月23日—1832年3月4日）】在杨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象形文字既表意也表音的特点。商博良是一位语言天才，精通多种语言，包括科普特语，这是一种采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古埃及语，与古埃及象形文字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使得他在解读象形文字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通过对罗塞塔石碑的研究，商博良编制出了一份象形文字符号和字母发音的对照表，这一重大发现成为解读所有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线索。他的研究不仅证明了象形文字是表意的和表音的，还揭示了这些符号有些是字母，有些则是音节文字。例如，鸭子的符号可以指代该生物，也可以代表发音"sa”。
商博良的研究成果在1822年公布，他成功地解读了古埃及图形系统，使得沉默的文明得以重新发声。他的工作不仅破译了古埃及俗体文字及象形文字的含义，而且还为后来的考古学家们提供了解读古埃及文明的线索。商博良的这一成就，为古埃及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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