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

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太老了。
和解与道歉发生在这样一群老人之间：程璧，北京外国语学校退休教师，86岁；关秋兰，北大附中退休教师，81岁；李煌果，北京矿业附中退休教师，79岁。在他们的对面是当年的学生，申小珂，胡滨和郭灿辉（化名），他们都已超过了60岁。
10月2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申小珂和胡滨写给程璧老师的道歉信，在信中，退休工人申小珂向程璧请求：“请您宽恕我们”，他说，一个同学在电话里向他回忆起曾经踹过一位老师一脚的时候，不禁嚎啕大哭。而程璧则回信说，“你们带了个好头”。


返校的校友人数超出预料，9月18日，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50周年的校庆选在了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昔日的老书记程璧已经86岁了，曾在“文歌”中饱受批斗的她在校庆文集的题记中写道：我爱这所学校，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最初的构想中，庆典中将会加入一段默哀，以献给那些在“文歌”中死去的校长和老师们。不过很多人反对这一点。她认为这与当天的和谐场景不太相衬。最终祭奠体现在主持人的对白中：很遗憾老校长莫平等人未能到会。
莫平已经死了。他在1966年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歌”高峰中，“自杀”身亡。
这已经不是当年的红卫兵们第一次向他们迫害过的老师表达情感。庆典前，一批昔日学生开始给程璧写道歉信。甚至庆典当天，还有学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亲口对程璧说对不起。


不能因为当年的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的过错
或许因为记忆广阔，老人们的视线不仅仅停留在忏悔的个人层面上。关秋兰说，账不能算在孩子们头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应有所反思，“我相信孩子们的良知，这也符合儒家伦常”。

“文歌”中留下的“怕”，几乎不再是一种内心感受，而是作为一种生理症候在幸存者的后来的日子里潜伏了下来。同为“文歌”中被批斗女老师的李煌果表现不同。恐怖记忆并没有从她的记忆中抹去，反而令它们愈加清晰。几年之前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言语和意识正逐渐远离她的身体。病中也或在梦中，她会被带到过去，紧跟着一阵“不要打我”的尖叫声猛醒。


进屋道歉之时，单忠健甚至劝阻了郭灿辉，一些同学也拦着。但郭仍然坚持当面道歉：“不能因为年龄小或者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过去的过错。错了就是错了。”
他甚至第一次对本报记者提及当年对李煌果老师全部两次伤害的细节：剃头，从家里揪出来跪10厘米宽的板凳并殴打。这些事情他从未对家人和朋友提及。“这是地道的耻辱”，在北京魏公村的一家咖啡馆，他终于敞开心扉。


但人性和良知仍然在那个喧嚣的年代，保存于民间。收到道歉信后，程璧跟申小珂一起吃过两次饭。申小珂告诉程璧老师，当年他之所以不打老师的原因在于，他家就住在北京服装厂旁边，夜半的哭喊声经常惊醒他的母亲田绿萍。因为他母亲告诉他，绝对不能打人。
同样温暖人心的片段，也发生在关秋兰的“文歌”历程里。1970年代，关的一个已上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晚上偷偷回来看她。在她没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同学找到她，向她道歉说，“我爸妈跟我说，你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郭灿辉的一位女同学总结说：“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她把道歉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六十岁左右的人都活着呢。”
她援引那句“哀而动人”的口号来评价身边的致歉：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回复：8楼
历史终会还某某人一个真实面目。

比如你今天杀了一个人，明天做10件好事，再过几天你又杀几个人，后来你又做了一百件好事。。。我说你“一九开”行不行？

回复：9楼
也可以从积极的角度看。“鉴之”之前必须“哀之”，现在“哀之”毕竟往前走了一步了。“不能因为当年的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的过错”也是反思的开始。
而且如bobobian01兄所言，即使那个喧嚣的年代，人性的善良处也还能保留下来，可见一些东西的普世性。

回复：12楼
说得也对！
如果三七开，以人口计算，也把4、5亿人，搞到生灵涂炭，这笔帐非算不可！
把猫爷从神坛给请下呗！

那是时代的混沌，没有经历，至少可以理解部分。他们道歉了，我想也了却了部分人的心愿吧，既是现世的可为救赎，也是一个交代。不管怎么说，跨出这一步终归是好的。

这就好比日本老兵忏悔，没多大意义。靖国神社不除，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