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问一个从无玩过三国游戏，看过演义或三国志的人关公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一般还有可能答出武圣、关二哥、桃园结义、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以及单刀赴会等。（以上内容大多是演义的）
不过其实用单刀赴会来形容张辽只身往三公山也同样适用！张辽是有识人之明，不错，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诸葛亮也有看错马谡的时候，谁敢保证这先后五反的人渣昌豨不会临时变卦？！事后曹操那些话只是其爱惜手下大将的表现，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详细情形还是当是人张辽较清楚。何况军中还有夏候渊，就算张辽一去不返也不会导致群龙无首的糟糕状态。这证明了张辽有识人之明和过人胆色，但这是否是豪无实力和时意气率决定的壮言？！答案肯定是不！张辽和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一样，是经过深思熟虑下而得出的结论，大家的胆色都被比作孟贲和夏育。这个推论是由其一生的表现而得出来的，看看他的说降技巧：他不是直接亲身前往，而是先派使者，确认自己的想法无误后才动之以利（难道和这种人与他谈仁义道德吗？注定是浪费口水的），然后为了安抚他，便只身前往他的家拜会其妻子，因为古时会见人家的妻室是一种关系亲密的表现，与吕布和刘备、鲁粛和吕蒙一样。所以张辽是经过一番工作后才成功劝降，而不是盲目的谈判。这事也算得上是张辽有信的例子，如果张辽无信的话，会有人信任他而投降吗？还会亲密至拜家眷？


好景不常，董卓部曲将李傕等纳贾诩计反攻长安，吕布兵败，将数百骑外逃。正如前述，他投奔各诸侯的过程，《三国志》与《后汉书》所述互相矛盾，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当吕布和袁绍联合讨伐张燕时，吕布常与其亲近成廉、魏越等陷锋突陈。这从另一侧面反映，高顺、张辽还不算是其亲近。（高顺曾救吕布，但吕布却与他疏远，更以有姻亲关系的魏续夺其兵，所以谈不上是心腹。）
关东军退兵后随即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尔虞我诈、兄弟反目、忘恩负义等事也开始上演。青州黄巾杀掉原兖州刺史刘岱，曹操这个乱世之奸雄也成功转危为机，从依附袁绍的局面慢慢转为一州之长。收编青州兵后，曹操又出兵反击首先入侵兖州泰山郡和任城国的徐州陶谦，但杀害平民太多，再加上曹操杀了反对自己的名士边让；陈留太守张邈本来地位高于没有半块地盘的曹操，袁绍和张邈有冲突，袁绍令曹操杀他但曹操拒不执行，尽管如此，张邈心中始终有一根刺。最后演变成陈宫联合张邈的背叛，迎吕布谋为共牧兖州。张邈之弟、广陵太守张超也相助其兄。
张辽的出场倒不像嘉靖本演义那样的描述：“阵圆处，吕布当先出马，左有陈宫，右有高顺。两边摆开八员健将，为头面如紫玉，目若朗星，年二十岁，官授骑都尉，雁门马邑人也，姓张，名辽，字文远，勒马居于上首。”因为《三国志·吕布传》正文压根就没有提及“张辽”二字，泰山寇臧霸倒也有裴注见于《吕布传》，也为日后范晔收录进《后汉书·吕布列传》的正文内，日后吕布遣高顺攻刘备于沛，《吕布传》正文只提及主将高顺，要不是《先主传》有《英雄记》这条裴注，后人根本不知道还有张辽从征（正因有这条裴注，张辽之名才首见于《通鉴》）。所以张辽不止不是吕布的心腹，连大将也未必能称得上，只能算是众多部将中的其中一员。顺带一提，张辽的容貌史书没有提及，只是演义中的形象，与书中“面如琢玉，眼若流星”的马超有几分相似。
有勇无谋的吕布一年后兵败于定陶，逃奔徐州，这时徐州刺史已经是由得到陈珪等拥护而继任的刘备。刘备却像陶谦那样，让吕布先屯驻小沛。不久，刘备就与自称徐州伯、对徐州早有野心的袁术交战，留守下邳的张飞与陶谦旧部曹豹发生冲突并杀掉，丹杨兵由此叛乱，吕布乘虚已入夺占。刘备辗转投靠已迎汉帝的曹操，吕布也因为沛相陈珪的说词与袁术开战，也投向曹操，但其实曹操正逐步准备消灭吕布。吕布发现后先遣高顺、张辽击破刘备，就算曹军的夏侯救援也无补于事。结果曹操出征，得胜后围吕布于下邳，最后纳荀攸、郭嘉计，决沂、泗水灌城，吕布又像长安为李傕所败那样，部下叛变而败，飞将最后也为曹操所杀。
侯成等诸将叛变，执陈宫与高顺二人而降，但并不包括张辽，这时张辽到底是否身在下邳城也不好说，只知道是曹操“破吕布”后他才投降，不存在先降甚至参与侯成等阴谋的可能性。曹操立即拜为中郎将，赐爵关内候。高顺不屈就义确实让人敬佩，但吕布这主子是甚么本质，也不用我多说，良禽择木，张辽终投明主，也似不用非议他。
先死的往往能让人留下很多假想的空间，故此不少人认为高顺若愿意降曹，成就肯定超越张辽，不过史无假设；反过来说，张辽在吕布军中也没甚么能证明自己的机会。若他们同是在曹操这明主阵中，曹操较重用高顺或能侧面肯定高顺军事能力强于张辽，但情况却是他们只能在吕布这勇将而不是英主的阵营中作比较。只能说对比高顺仅留下七百人的陷阵营和败刘备与夏侯惇的战绩，张辽日后诸战中表演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战绩，要远远的有力得多，不然唐、宋武庙和《十七史百将传》，张辽也不会有幸皆能入选。


六、镇守合肥
发生于建安十六年的关中之战，最终以马超、韩遂败走，杨秋投降告终。曹操还邺后，“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增加魏郡的领地后，建安十七年十月，曹操号四十万征孙权；孙权率七万迎战，以甘宁领兵三千为前部督。那时正好下暴雨导致水涨，孙权军的船只也稍进，导致将士皆不安，连张辽也想暂退。观白狼山、天柱山、以至日后的合肥之战，张辽绝对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所以应该是从以前或其后的战例作反思，到底曹军何解不安。
大雨不适宜进军，这是常识，泥泞的路会造成士卒的体力消耗，以及后方补给上的困难。日后建安十九年当孙权袭破皖城，曹操想出征，刚好遇上七月大雨绵绵，三个月后曹操就草草的从合肥还邺。更极端一点，日后曹真、司马懿和张郃三路进击汉中，曹真因为连续下了一个月甘霖，被困于天狱的子午谷。赤壁之战才刚结束不久，曹军应该会对孙权水军的精锐，有一定程度上的认知，害怕这时为敌船所攻，完全不是杞人忧天。建安二十四年襄樊之战，汉水也是下了很久的暴雨，结果水涨，为关羽抓紧战机，于禁率七军将士投降，被俘三万。因此张辽只是较谨慎，毕竟这时与曹仁镇守樊城时不同（满宠认为那时若退兵的话，洪河以南非复曹操所有）。当臧霸认为曹操不会弃他们而去，会从后支援，张辽也没坚持下去，没有不冷静的领其部曲而退。曹操自己也有很多时忽发奇想，比方舍吕布而攻徐州的刘备，所以最重要的是接受正确的意见，不会因一时情况危急而方寸大乱，做了错误的决定。张辽虽然在这件事上有少许不冷静，但也没隐瞒，而是如实向曹操汇报，结果曹操称善，战后拜臧霸为扬威将军，并假节。
曹操从后赶来，破了孙权江西大营，俘获其都督公孙阳。孙权便令甘宁夜袭，甘宁选百人，拔鹿角，成功劫曹营，全军共斩杀数十级而还，孙权便赞：“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相敌也。”曹军士气受损。双方相持月余，曹操也没把军事主动权控制到盾己手中。其后曹操遣油船夜渡，袭濡须中洲。孙权以水军围攻，曹军溺没者数千，结果曹操不得不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看准曹操进攻无计、春雨绵绵之际，发信予曹操并附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便下令撤军而还，孙权亦不追。曹操像对待曹仁那样留下重将，以张辽、乐进和李典屯合肥，与晓达军事的扬州刺史温恢及有智谋的别驾蒋济，共保东南；又遣庐江太守朱光屯皖，大开稻田；也派间谍招诱鄱阳贼帅作内应。另一方面，战前吕蒙就劝孙权立濡须坞，作为防御曹军步骑的防御工事。
据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所载，他们认为建安十四年曹操东征后，同年留张辽、乐进和李典三人率七千余守合肥。也许他们看到北宋时的资料是史有其文才作出以上的判断，因为他们明显否定了建安十八年曹操出濡须而还后才留三人屯合肥的可能性。既有出土的如臧洪和仓慈残卷等；南宋王象之写的《舆地纪胜·峡州条》中引录了《三国志·吴志》云：“陆逊破刘备，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现存《三国志》中是没有这句的，因此北宋时的裴注《三国志》是否如现在的版本那样，谁也说不准，所以分析这条记录是否正确，需要分析一下他们三人在建安十四年至十八年的去向。因为以曹操留曹仁守江陵、夏侯渊屯汉中为例，来推断张辽等镇一刚被十万围逾月的重镇合肥，也只是停留在假设推断的过程。
张辽好像并没有留下这段时期去向的资料；李典本传虽然也没有任何记录，但《水经注·河水》引郭缘生《述征记》指出曹操征韩遂、马超时，道东原上，有李典营。可见李典曾从征关中；刘备于建安十五年才借得南郡，在这之前曹仁和周瑜尚在江陵、夷陵展开激烈的攻防战，刘备置的临沮长杜普、旌（旍）阳长梁大应该是刘备十五年后才任命的。乐进破他们大概就是十七年刘备所讲的青泥之战，如是事实，那乐进应该还是一直屯襄阳。
当然，《李典传》连他曾被赵俨所护以及从征关中也没有提及，不排除有“先被留屯合肥，后像曹仁那样被调往从征”这个可能性，因为《李典传》敍事实在过于简略；杜普他们是否刘表时期的荆州地方官员，投靠刘备后被委以原官，所以才被称作刘备的？这等历史过客根本没有史料能考证，故此也不排除有这可能。因为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有青泥之战一事，故乐进讨破他们是发生在周瑜围江陵，关羽别遣绝北道时，也不无可能。陈寿也指出《乐进传》“或注记有遗漏”，和李典一样先屯合肥，后战关羽于青泥（果真史有其事的话，因为刘备集团骗刘璋是敢睁眼说大话的，法正写给刘璋的信中还称甘宁、李异这帮叛刘璋的孙权将入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刘备不容许孙权入蜀，曾据守各地迫使孙瑜返），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从目前文献记录的情况来看，张辽他们三人同时于十八年被留屯的可能性还是更大，毕竟更加没有文献资料证明他们必定于十四年留屯合肥。因此张辽也许曾从征关中。
至于他们三人中，谁才是主将，那要从他们的官职和假节与否来分析。当时张辽是荡寇将军；乐进是折冲将军；李典是破虏将军。阎步克先已在其所著的《品位与职位》中，以曹魏前期诸臣的升迁、五等爵的推行时间、个别官职于魏、晋品级不同、个别官职创始于曹魏晚期等等资料来分析，魏官品的实行时间为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也就是司马炎代魏前的一年。所以决定他们三人当时官职的高低无法以魏官品来定夺。那么能否以禄秩或印绶来决定呢？秦汉以来，禄秩，也就是官员的俸禄，即多少石，慢慢演化成衡量官员之间的尊卑、高低。当然也有例外，刺史只是六百石而太守为二千石。但判断武将高低，没有太多的特例。但无奈他们三人所居之职到底为多少石，史无明言。若他们其中一人有像朱治日后拜为安国将军那样，是金印紫绶，那基本可以确定他才是主帅。不过如同禄秩，不太清楚。唯一一个能肯定的是张辽和乐进皆假节，而李典可没有，这就确定了李典只能是副将，日后合肥之战中诸纪传中，记录曹将的名字是张辽，而不是一同出征的李典就可反证这点。因此张辽和乐进这两个同级将领，是当时合肥的最高军事长官，情况直至合肥之战前。
至于驻军总数，《太平御览》卷309引录《三国志》原文，没有了一个“七”字，变成千余人，但以成书时间更早的百科类书藉《通典》来作比较，《通典》也是记作七千余，应该是《御览》抄漏了。《文选·陈孔璋》的《檄吴将校部曲文》是写作五千余人屯合肥，但这类檄文的数千基本是只能怍参考，夸张成份很重。己方胜仗当然是越少人，才越能显出我方将领士卒的质素和对方的无能。故此还是见于史书多处的七千余为准。
建安十四年曹操恐滨江郡县为孙权所略，没听扬州别驾蒋济“百姓怀土，实不乐徒”的劝说，硬令百姓内迁，结果造成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此时皖城实为孤城一座，但吕蒙则看出皖田肥美，丰收的话，城众会增加这个祸害，便劝孙权尽早剿除。建安十九年闰五月，孙权主动向皖城进攻。本来孙权诸将建议作土山，以攻城工具进攻，但吕蒙耗时太久，让皖城修好守备，合肥援军也至，此时便不可图。何况他发现城不甚坚固，可以三军锐气，四面并攻。孙权采纳。吕蒙荐甘宁为升城督，吕蒙以精锐为后继。甘宁手持练索，身先土卒，攀缘上城；吕蒙手执鼓槌，亲自擂鼓，士卒皆腾跃奋进。孙权军在早上发动进攻，于午膳时便破城，俘朱光，降男女共数万口。
这一战破城之快，还入选了《百战奇法》中的攻战，可看成攻城战中的教材。与吴军的攻坚能力相比，实出乎意料之外，让张辽的援军也来不及救援，兵至夹石时，闻皖城失守的消息，只好退兵。《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北硖山条》云当时张辽筑垒硖石南而还，谓之南硖戍。日后石亭之战曹休兵败，贾逵据夹石，击退欲断曹休后路的吴军；再以兵粮给曹休，曹休军乃振。所以顾祖禹称此山为“控扼要口，北距庐、凤，南指江、黄，此为通道”，这也证明张辽有一定的地理常识，看出这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过话虽如此，合肥驻军才七千余，自身兵力尚且不足，根本无力屯兵于此为合肥的前哨。
皖城失守，自此合肥基本已是无险可守，这一战的屈辱，张辽在一年后便偿还予吕蒙和甘宁，地点正是他所守的魏东线重镇－－－合肥。


七、威震江东
自为将帅，恒身先兵士，冲突坚陈，出入不疑，当其锋者，莫不摧拉。南贼前后所遣督将，军未渡江，预皆畏慑。传言淮泗、荆沔之间有童儿啼者，恐之云“杨大眼至”，无不即止。《魏书·杨大眼传》
南北朝第一勇将杨大眼，世人认为其骁果可比作关、张。据闻淮泗、荆沔一带有小儿啼的话，以“杨大眼至”来恐吓他们，他们就会止哭。这事其实在几百年前也曾发生于江东，一切却要从建安二十年的合肥之战开始说起。
（庐州）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三国时，吴人尝力争之。魏主睿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之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盖终吴之世，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庐州府条》
以上就是清人顾祖禹总结合肥于历代中，南北政权各自间的战略地位：南方有合肥可以进攻徐州和寿春；北方有合肥的话可以越巢湖略三吴。守江必守淮，故孙吴不得不争合肥以略淮南，所以合肥的战略地位是可等的重要。据《庐州府志》载：“献帝时，曹操表刘馥为扬州刺史， （刘馥）单马造合肥空城，立州治。今合肥县西二里，故城是也。”据此可知，合肥汉前期古城，始建于城西部岗阜高地。建城于此，既可得淝水之利，又可远水患之弊，实为最佳选择。
刘馥确实是一个杰出的封疆大员，建安五年时曹操还要应付袁绍，无暇兼顾东南，而刘馥的前任刺史严象才刚被孙策将李述所攻杀；淮、泗间尚有几股独立的势力如陈兰、雷绪等拥众数万，郡县残破。汉廷的扬州刺史一职根本是一个烫手山芋，但他南怀抚雷绪等，使其纳贡；数年间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粮食储备。又高为城垒，大量贮积滚木、礌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增加鱼膏数千斛，作为战斗防御准备。赤壁战后孙权率十万围合肥逾月，正遇上连天大雨，城将崩，守城军民用草苫蓑席盖住城墙，夜间点燃鱼脂观察敌情，最终守至孙权中伪信自退。据《晋书·食货志》记录，芍陂等水利一直为后世沿用，“历代为利”。
不过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降临，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曹操出兵讨张鲁。沿途为氐族所阻，直至七月才至阳平关，苦攻不下曹操将退兵之际，曹军退兵很幸运的居然误至对方背后，才艰苦的攻取南郑。另一方面，因为荆州归属权问题弄至兵戎相见的刘、孙两家，《先主传》云：“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吴主传》则更加把这因果关系明确化起来：“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双方划湘水为界后，刚破三郡的孙权军士气如洪，以十万之盛，直指皖城以北的淮南重镇合肥。此时曹操是不可能赶回合肥的，自能靠七千余驻军坚守。合肥孤城若失的话，淮南之地恐怕再非曹矣。
面对东吴十万大军压境，曹操两年前留给护军薛悌的妙计终于打开，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众人都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以常理推测，己方兵力连对方十分之一也没有的情况下，该是死守才是，还敢主动出迎与孙权军硬碰？！正当诸将皆疑时，张辽是第一个明白曹公的用意，比李典等诸将智胜一筹，他道出理由：“曹公远征张鲁，也知道救援合肥无望。所以他发教趁敌未集，予以迎击，如此则可以摧敌锋芒，安定军心，然后才可能拒守成功。”想当年曹仁守南郡，也是在周瑜将数万众来攻，前锋数千人始至，募兵出战，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得守。无援军的情况下苦撑一年，可见这方案不是光逞匹夫之勇。
张辽的一番话不是无的放矢，但乐进、李典等人不置可否。原因是他们在当时尚互有私怨，史称“进、典、辽皆素不睦”。早在赤壁之战前，张辽和乐进，还有于禁三人已经是谁也不服谁，不愿协作共事，也许是于禁和乐进这两个曹操旧部曾与尚为吕布将时的张辽战斗过，早有私怨。最终要让曹操找赵俨并参三军，每每开导劝喻，遂令他们和睦共事。但赵俨不再是他们的护军后，张、乐二人的情况还是继续，只是不像糜芳和士仁对待关羽那样，因私怨而把国家利益出卖那么严重。他们之间才加上李典，三人各自不服的话，那就大有文章了，这代表不是李典与张辽或乐进其中一人出现问题，而是他们三人也各自有各的看法，才导致互相不睦。一只手掌拍不响，诸将互不服是相向的，张辽的降将身份、诸将平时意见的不同都可能是不睦的原因，何故有些人认为单独是张辽的人品有问题呢？很明显，大家都有错。周瑜的人品总不可能有人怀疑吧？！但不也是与有“敬贤礼士人皆呼之程公”的程普不和！再分析一下他们各自的自身问题：


李典初投曹操并无功勋，但曹操一为表彰其父兄李干、李整之功勋，二为拉拢其李族三千余家的宗族与部曲，因此欲加李典高位。曹操初期的地盘并不大，于是曹操将离狐县升格为郡及任命其为太守。后来李典只是输谷帛就为裨将军，屯安民后，离狐郡又降为县，所以此郡是特别为李典一人而设的，在当时可谓殊荣。再看乐进，从破吕布至官渡，虽得广昌亭侯之爵位，可官位仍是一讨寇校尉的低级头衔，但当时李典却是裨将军了。且乐进的官位是凭血战先登一步步升上去的，当然对李典这种凭叔兄之关系一举高升的看不顺眼了。
至于张辽，其在吕布处就有北地太守和鲁相的官位。而其是并州武人，又因并州之地，民风尚武，张辽和其好友关羽都是对士大夫不怎么敬重的人，其护军武周号称雅士，在臧霸处大受尊敬，可一与张辽共事，两个就成冤家。张辽和“好学问，贵儒雅，敬贤士大夫”的李典根本不是同路人。李典后又官至捕虏将军，封都亭侯，当时连李典自己都对曹操说：“典驽怯功微，而爵宠过厚。”其后李典又仅因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而迁破虏将军。这次又不凭战功升官，张辽和乐进两位以军功博得官位的，就算李典出名的“不与诸将争功”，想必也不会对其升迁服气的。所以不太可能是单单张辽或乐进其人品有问题，而是客观的事实导致相互间的观点与角度的不同罢了。
假设完他们三人不睦的可能性后，回到战场本身，当无人同意出战时，张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若疑，辽将独决之。”此时张辽欲奉教出战，但却不知道李典意向，恐其不从；李典慨然说：“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结果就这样，乐进等将狐疑中，便最终形成了曹操教曰的“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这个局面。也许这就是曹操的预料之内，张辽之冷静和智谋，前文已详述；博望之役时李典就看出有中伏之危险，这就是李典其持重，对比不以智谋见称的乐进，张辽和李典其中一人觉悟曹操之策的机率还是挺大的，最终张辽也能看出。正如前文分析，张辽和乐进是同级，所以出迎的主帅和守城的重责也是由他们两人各自担当，李典为副。若如胡三省评的那样，以两个“勇锐使之战”的话，再辅以一个持重的主守，那应该是张辽和骁果显名的乐进出击，李典和薛悌守才对。因此他的这个评论，信服力不大。
从前张辽想请胡质为幕僚，但他以病推托，张辽追问原因下，胡质说出古人交友的态度，再以张辽和武周的小恩怨作比喻而结尾。张辽感悟，闻过即改，与武周重归于好。张辽本来就是一个有错便改的人，更何况大敌当前，理应先放下个人恩怨；而李典又素有“不与诸将争功”，所以如文远以大局著想的话，曼成配合是大致无问题的，因为他们两人的想法会相近而互相団结，这样的气氛会容易感染文谦的，如勇猛的乐进也想出战的话，当然最好，凝聚力最大，这就是曹操最想的第一方案；但如乐进选择沉默的话，至少也不会从中破坏或争功，亦算是第二个可行方案。但如是命乐进与张辽一同出战的话，很难保证他们不会争功，这么三人就应不成战斗力，各自为战，所以深一层的意思也可能是曹操的警告，即文谦顾全大局的话应服从在文远的指挥，不出的话也要把合肥守住，这就是曹操的双重保险。
当晚张辽召慕了八百勇士，杀牛犒劳后于明天清晨突袭。张辽披甲持戟并冲，先登陷陈，先杀数十人、斩两将，其后大呼己名，再杀入营寨至孙权所在的军营。孙权是否一胆小之辈？！答案是否！孙权不但射死老虎，更用戟击伤另一头老虎，可见他的武力至少达至二流武将的水平。但那刻的孙权等人完全被张辽所慑服，孙权本人更走往高处并持一长戟躲一躲。张辽指名道姓要孙权亲自出战，孙权根本不敢妄动，过了一段时间，心神也定了，终于发觉张辽领的军数量相对上少得可怜，便指挥部下重重包围，包围网有几层。张辽见目的以达成，无必要让士卒白白丧命，便忽左忽右以制造空隙，图打破包围网后向前突围。由于张辽领的是步卒，冲击力不可与骑兵相比，张辽武勇出众不代表其手下皆是，所以才用计以减少手下的伤亡。但不是他武力不行，因在先救出数十人后，当听到其它仍未能突围的部下呼叫下立即其后回身复救余众。


吕蒙、甘宁、蒋钦等人奋战抵挡张辽军的攻势，右部督凌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捍孙权而出。自己却复还战，左右尽死，身受重创，杀数十人后，估计孙权已得脱，才被甲潜水而还；《水经注·施水》说他因左右皆死，而流涕津渚。回到孙权，他与甘宁“蹴马趋津”，到达桥前才发现桥已毁，“丈余无版”。正当孙权不知如何是好之际，孙权的亲近监谷利，建议孙权持鞍缓控，而他自己则在马后鞭策，以助马势，孙权遂成功越过桥。贺齐此时已率军三千接应孙权，孙权才安全还船。稍后凌统回来，孙权惊喜其不死。孙权在船上与诸将饮宴，贺齐下席涕泣而言：“主公无比尊贵，应处处小心谨慎，今天几乎造成巨大灾难。我们这些部属都非常惊恐，如同天塌地陷，希望你终身记住这一教训！”孙权亲自上前为贺齐擦去眼泪说：“很惭愧，我把这次教训铭刻在心中，不仅仅写在束身的大带上。”
此战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吴主传》注引《献帝春秋》记录，张辽问孙权军的兵：“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是孙会稽。”张辽及乐进相遇，说如果一早知道的话就马上狙击孙权，“举军叹恨”。不过这小小的遗憾也无阻合肥之战的影响，《御览》卷279引《魏略》云：“张辽为孙权所围，辽溃围出，复入，权众破走，由是威震江东。儿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辽恐之。”同书卷434又引云：“江东小儿啼，恐之曰：‘辽来，辽来！’无不止矣。”
合肥之战首功在于张辽，因为曹操虽给予了一个指示，但如何具体仔细的执行起来，比方何时出城冲阵、募兵、如何安排接应与退路，却是合肥诸将的事。曹操更不可能未卜先知预计孙权会以千余人殿后，在城上观察而成功捕捉战机，更加是张辽其智所在，毕竟吕蒙、甘宁等人也料不到，张辽能成功把握这一瞬即逝的机会，所以无人劝谏要注意合肥驻军或会出击。因此，就算假设你有张辽的武艺和治军，也不是任何人也能打出逍遥津的胜仗，因为不是普通人也有其智谋。
几近完美的冲阵达至“吴人夺气”，更避实击虚，待至能以绝对的兵力差来反击孙权时才再次出城，这是其智勇双全的最佳表现。拿破仑曾评价自己不是以少胜多，而是以多胜少，指的是在整体人数上为劣势时，自行创造一个局部的兵力优势，以多胜少。他多次胜仗就是逐个击破，把反法同盟战胜。正史与演义那“以乐进诈败引走先锋吕蒙和甘宁，自率重兵来个斩击敌首，破孙权本队迫走十万大军”的谋略相比，是有点逊色，但成功把握战机，不论是否自己创造出来，能打大胜仗就行了。毁了逍遥津的桥，把南岸的大军与身在北岸的孙权等少数部队隔绝了，围数下，还好孙权真的命不该绝，凌统等人死战下加上自己的骑术颇精，否则将替曹操一报赤壁之耻。不过主因恐怕是张辽等人不识紫髯的孙权。
曾听过有人反讽张辽不过是幸运，若吕蒙等人以伏兵作殿后，那张辽不是追击成功，而是中优兵败，丢失合肥。这不过是根本没有考查过实地，而是凭空想像、毫无根据的猜测。张辽是亲自观察孙权军的一举一动后才下令追击，孙权军的动静是否像饵兵、附近环境是否有伏兵，这个名将的观察力远较一众业余历史爱好者为强。据《方舆纪要》卷26记载，藏舟浦在庐州府（合肥）城西北隅，张辽御孙权凿此以藏战舰处。张辽既有能力收藏战船而不为孙权军察觉，他对自己驻地附近环境的了解，以及在反侦察方面的能力可见一斑。所以张辽是看破孙权军的无备才追击，而不是恃勇盲目出击而胜。
至于孙权军总数，有人以陈琳的《檄吴将校部曲文》中“孙权亲以数万之众”一句，没有其他有力佐证就否定陈寿的正文，说服力不大。原因是这等檄文在数字上本来就仅仅能作为参考，同文中还说曹操“大举天师百万之众”呢，其可信度根本无法和前四史之一的《三国志》相提并论，所以是役孙权的总兵力还是为十万。
也有人认为明帝青龙二年时，满宠于合肥新城之战中，仅募数十弓兵便以火箭退孙权，并射杀孙权弟子孙泰；战绩可比张辽强多矣。得出这样的感想只因没有阅诸纪传，甚么至《满宠传》的前后也没有细一次。满宠是牛人，只不过张辽比他更牛，至少在合肥之战中他的难度更大。孙权攻合肥新城是“号十万”，那实际兵力大概只有数万。青龙元年满宠以伏兵六千破攻新城之敌；二年时刘邵建议满宠以步骑八千作疑兵计，救援被围的新城，为明帝同意，这就是说双方的兵力差距远没有张辽的合肥之战这么大。满宠是想弃守新城，把战场后退至寿春，但为曹睿否决，因为他自率大军支援；张辽可没有任何援军相助。孙权遣三路北伐军不过是呼应诸葛亮第五次北伐，非真正下定决心北侵，所以如《卫臻传》所讲，曹睿军还未至孙权已自退。这和张辽凭亲率的冲阵打击至孙权军无士气而被迫退兵，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射杀孙泰的战果，不过是机率问题，庞统还中流矢而亡。张辽军如有人认识孙权，或者孙权骑术不精，甚至还能括捉孙权呢。
这战对孙权集团的影响可不小，尽管东吴的兵力损失还未像夷陵之战对蜀汉那样，对国力造成破灭性的大打击。但俗语有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孙权亲爱的陈武是役战死；凌统英年早逝恐怕也与合肥之战有关。《岳麓书社》印的《三国志》就采纳《建康实录》的记录，把凌统的寿命更正为二十九岁，也就是合肥之战后的两年。因为《骆统传》记录他在夷陵之战前，代领已亡的凌统之部曲；再加上二十年期间，东吴的著名战役也没有凌统参战的身影，这益证二十九岁才为事实。在战略层面方面，孙权曾问吕蒙应是北伐还是西向，吕蒙回答若取得徐州，将要应付报复的曹操精锐骑兵，不如西取荆州，凭藉自身水军辅助守城，根本不需要关羽。不论合肥之战发生于这番建议之前还是之后，一定会对孙权集团产生巨大的震荡：曹操主力远在汉中，无救援下，张辽区区七千余步骑，加上合肥城也能粉碎孙权十万大军的攻势，何况曹操本人亲率大军呢？至于和刘备集团交战，取三郡的过程就轻松太多，取荆州的战略方向重新被考虑。建安二十四年吕子明白衣渡江，远因不能说与合肥之战完全没有关系。
战后张辽更被曹操迁作征东将军。是曹操生前的唯一一个外姓三征，另外两位是宗亲的征南将军曹仁和征西将军夏候渊。最后以《三国演义》中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诗作结尾：
的卢当日跳檀溪，又见吴侯败合淝。退后着鞭驰骏骑，逍遥津上玉龙飞。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击败刘备，孙权西顾之忧大减；魏廷征孙权太子孙登入朝为质，为孙权所拒，曹丕终于醒悟孙权之前的卑屈不过是避免两线作战的手段，非真心降魏，遂出兵三路伐吴：东有曹休、张辽和臧霸等出洞浦口；中有曹仁攻濡须；西有夏侯尚、曹真、张郃、徐晃、文聘等围江陵。此时曹休以已为征东大将军，假黄钺，故能督张辽等及五州二十余军出征。孙权以吕范，率全琮、徐盛等五军迎敌。孙权得知抱病中的张辽也参战，甚惮焉，敕诸将说：“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
开战时天公造〔美〕，十一月长江刮起大风导致“（吕范）诸船绠绁断绝，漂没着岸，为魏军所获，或覆没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缘号呼”，像吾粲与黄渊队所活者仅百余人，最终损失达数千人。吕范、孙韶等只好退守江南，幸好有从新市增援的贺齐助守。身在宛的曹丕便诏敕诸军促渡，此时曹休不是再像延康元年那样从牛渚登陆，而是顺流至广陵郡的海陵县，再从臧霸以前的豪语：“若假霸步骑万人，必能横行江表。”，遣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京城，取得“烧攻城堑，杀略数千人”（《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一·润州条》作“堑”字。吕范他们是以舟军拒守，不可能有攻城车可让臧霸烧，所以李吉甫引唐时的《三国志》才是陈寿原文）的战果。五子之首的张辽因病，与王凌顺流至海陵（详细解释见于胡三省注），并无渡江，所以只参与了该战的前半部份。
同年张辽病笃，逝于江都，一代名将就此陨落。曹丕为之流涕，谥曰刚侯。其子张虎嗣任其爵。
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曹丕追念张辽、李典在合肥之功，诏曰：“合肥一役中，张辽、李典仅以步卒八百人，破贼十万之众，自古用兵，未见如此。他们使贼众至今仍气为之所夺，真可谓国之爪牙。现分封辽、典邑各百户，赐一子爵关内侯。”齐王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张辽从祀于太祖庙庭。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设武成王庙，则是仿效文庙孔子，受祀的是太公望，张良就像亚圣配享殿上，陪在姜子牙旁，然后是十哲。德宗建中三年（782年）追加其他名将，如孔子七十二弟子（实际只有六十四人），张辽也能成为其中之一。北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礼部上书设立武庙，相比起唐的，人数上总算和孔子的弟子数目一样，连同张良、十哲、其他名将，合共为七十二人。入选者也增加了晚唐名将李晟，但张辽仍然有幸济身。北宋人张预花了数年时间所编写的《十七史百将传》，张辽也被收录。


十、勇名评反
《傅子》云：“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加也。张辽其次焉。”这就是西晋时的记录，也就是说在曹魏诸猛将中，张辽武勇仅次于曹仁，排名第二（但不知道是否已算上虎贲双雄典韦和许褚，不过应该算上从祀曹操庙庭的庞德），这是对张辽其超群武艺最早的史书评价。不过从他们各自本传的记录和后世猛将借作比喻这两方面，张辽表现皆胜于曹仁。
先说日后猛将自比这点，前述李存孝被比作古之张辽；曹仁却是没有任何猛将拿作自比的。他们两位最精采的武勇亮点为江陵、合肥冲阵，在难度上明显是张辽更高，尽管他们也是来回两次冲阵，如入无人之境，但曹仁面对的仅是周瑜军先锋（没提及过是哪位将军为先锋，极可能只是无名下将）数千人；张辽面对的可是最终兵力达到十万的孙权军，孙权军从征者可有吕蒙、甘宁等东吴名将。在人数（／和将帅质素）上也是张辽较困难。张辽的来回冲阵是发生在交锋的后半段阶段，所以应该不是在凌晨时发生，而是接近日中的时间。曹仁在这次比较中唯一有利的地方是孙权军或许受了较早时间张辽的冲阵，士气有所影响，但孙权军士卒尚未变成逃兵，仍有相当的战斗力。论结果，张辽的杀数十人、斩二将比曹仁的亡数人战果为强，当然，双方战斗的时间不同，若给予曹仁相同的时间，他不一定达不到相同的战果。再说影响，己军也是皆服他们二人之勇，可惜曹仁只有陈矫的一句话：“将军真天人也”作肯定；张辽有的却是上至敌国君主孙权（孙权事后面对虽病的张辽，仍“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中至有勇名的徐盛（他战至重伤，其部曲不战自逃）以及宿将宋谦、下至江东三岁无知小儿的举国震撼。
张辽还有白狼山和天柱山的勇战记录；曹仁却只余率己无士气的败军甚奋的战例（严格来说这算是统率的表现，因为根本不知道曹仁是身先士卒使己军回复士气还是藉著一番激历训话使还战）。因此从名声、战绩及其影响等诸多方面来看也是文远胜于子孝，傅玄的评价远不及陈寿评张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的来得有力，因为关羽毕竟有于万军中刺敌主帅颜良的战绩。造成《傅子》这个评价，原因可能有二：一、曹仁还有更多武勇事迹，只是亮点不大而不被收录（曹仁为主帅破眭固，本传也没收录），所以整体名声是曹仁稍胜张辽；二、曹休与贾逵曾有争执，朝廷知道曲在曹休，但因为他是宗亲，结果是看似公平的“两无所非”。双方实力大致一样的话，朝野舆论还是会倾向宗亲一方；曹仁也许是这样，勇名才高于张辽。不论怎样，仅从目前文献记录来看，曹仁之武艺也许只是和张辽持平罢了。
综合来说，智、信（昌豨一事）、仁（复入阵救回己军）、勇、严（一句话让己军安静）的统帅之才张文远，在唐、宋武庙和《百将传》也能力压一众前期曹将，就是后世对其将才的肯定。张辽可与后期名将邓艾并称“大魏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