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匪自焚翰林书院
翰林院内墙之大部与英国公使馆北壁紧密相连。英国使馆“墙厚八尺，高二丈有奇”不易攻破，而且“其大可容千人”，所以，在义和拳乱时期的围攻中，英国公使馆内不仅聚集了各国公使及其家眷，而且容纳了大量各地逃到使馆避难的中国教民。几乎所有使馆区内的洋人都认为，这里以翰林院为屏障，是最安全的地方。
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领馆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对外宣战，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使馆（及西什库教堂）。据包括著名美国来华传教士、记者雷德（GilbertReid，中文名李佳白）和当时法国驻华公使皮雄（Monsieur　Pichon，中文名毕盛）在内的诸多在华传教士、西方学者、驻华外交官记述，翰林院大火是中国官兵拳匪自己点燃的。


6月22日黄昏，清军烧毁英国领事馆东南角邻接的密集民居。次日，清军干脆引火翰林院，试图一举烧毁英国公使馆：“1900年6月23号，清朝甘军首领董福祥的部队（伊斯兰教徒）（注）在翰林院点燃了火，醉翁之意不在酒，很明显，他期待火势蔓延到毗邻的英国公使馆。”（In　Search　of　Old　Peking，by　L·C·Arlington　and　William　Lewisohn）。当时藏身使馆的一位美国女教士，安德鲁斯小姐（MaryE·Andrews，中文名安美瑞）记述说：“明显地，煤油被浇到了树上，以便助长火势。”（转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by　Diana　Preston，p139）注：原文为“伊斯兰教徒士兵董福祥（清廷“甘军”首领——引者）”
对翰林院被焚事件最为详细可靠的记载，出自扑笛南姆·威尔（Putnam Weale）的日记，作者当时也是被围困者之一，他以见证当时情况为己任，每天各处观察情况，将亲历目击记成日志，编辑成书，名为《庚子使馆被围记》（In　discreet　Letters　from　Beking），于1906年出版。书中中卷第三章1900年6月24的日记写道：“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抛如翰林院，只一点钟间，众公使居住之地英使馆，顿陷於危险之域。”有说，“中国放火人逃走之时籍树及房屋之掩蔽，一面逃走，一边抛弃烧油之火具，亦有且逃且放枪者。”

1900年6月间被焚毁的中外建筑 他们错了。弗莱明接着就看到令他惊讶的事实：“次日清晨，风从北面强劲吹来。外交官们的判断再次被证明是错的。中国人在翰林院点燃大火，他们有条不紊地一个庭院一个庭院地烧。当董福祥率领的回教徒们（指清廷“甘军”，其士兵大都来自甘肃青海一代——引者）从上方的窗户里透越浓烟，猛烈开火的时候，怒吼声淹没了持续的枪声。这座古老的建筑在这怒吼中燃烧起火，就象一个易燃物。”（The　Siegeat　Peking，p121～122）当时躲在英国公使馆内的马丁（Lizzer　Martin）也作了同样的记述：“翰林院是他们所珍贵的文学馆，我们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中国人没有必要摧毁它……。”不过这个传教士接下来就记述说，“我们相当耽心敌人会把我们烧死，因为他们自己在这个地方（翰林院）点燃了大火”（转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383）。扑笛南姆·威尔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也写道：“如谓此地可以放火，吾欧人闻之，度未有不笑其妄者。然今竟何如？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烟焰上腾矣。”
中国自践神圣，西洋学者愤怒不堪 面对翰林院大火，公使馆内不仅弥漫着惊异的气氛，外国学者尤其为中国人践踏千古文明圣地的野蛮暴行感到震惊。这些学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价值，当然也懂得这些珍贵的书籍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是人类精神宝库中的财富，是人类悠久文明的辉煌象征。曾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的英国汉学家，当时英国驻华记者毛里逊（George　Ernesr　Morrison）痛见翰林院在大火中焚毁而记述道：“……灰烬中的大堆的残骸、木本与残枝败叶一齐飞散，装点着这个帝王中国的辉煌书馆的废墟。”此情此景令他极感愤怒：“为了向外国人泄愤雪耻，不惜毁灭自己最神圣的殿堂建筑。而这座建筑数百年来是这个国家及其学者们的骄傲与荣耀所在！对于作出这等事的民族，我们能够作何感想？这是一次辉煌的灾难圣奠。如此亵渎神圣，骇人听闻！”（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139） 火势猛烈，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抢救翰林院里已经焚燃的典籍，那些没有被焚燃的价值连城、有些甚至从未在皇宫之外面世的古版书籍，被随意抛到院子里，池塘中。此情此景震撼着当时在使馆内避难的西洋学人，“公使馆界内的外国学者们在检拾灰烬中残片时，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139）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那部《国耻事典》还告诉我们，“八国联军还用《永乐大典》代替砖块，修筑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对此，我想还是西方当事人的回忆比较客观：“多卷价值连城的百科全书实际上被攻、守的双方用于加固自己的工事。”（引自In　Search　of　Old　Peking）


洋人冒险救火翰林院 当时的英国公使馆人员，中国海关北京总税务司署官员扑笛南姆·威尔在他的日记中见证道：“……英国水手志愿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线者亦皆闻信赶来，破墙而至院中，跨越许多障碍物，上面木屑纷纷下落，有时止放步枪一排，将院之内外搜查肃清。敌人所遗之铜火药帽约有半顿之多……此时火势愈炽，数百年之梁柱爆裂做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无论如何牺牲，此火必须扑灭。又有数十人从英使馆而来……人数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护。”（《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三章）
当时各国正规军尚未到达，在公使馆危急之中，前期抵达公使馆的警卫人员多是各国商船上的水手，客观来说，这些水手并非自愿抢救中国的翰林院，为救火，先要把自己置身于炮火枪弹射程之中，还要清理翰林院区域内可能藏匿的清兵团匪，而地上“半顿之多”的“铜火药帽”可以见出救火的环境非同一般，需得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这些英国水手“受有严令，逼其作事”，是被迫的，下此严令的，当然是英国公使馆最高首领，英国公使窦纳乐。

⊙　严令禁止抢劫书籍
洋人的诚实在于他们自己记录了“抢劫”的实况。“抢”得不容易。是在他们自己的严令禁止中“抢”的，确切地说，是违令偷的。偷的人，是公使馆内研究中国汉学的专家学者，当然懂得这些书籍的珍贵价值，所以看见这些与“黄金等价”之物，遍地残卷，四处飘落，“心有不忍”。
时人记载：“有稠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数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捡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值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
这段文字引自扑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1900年6月24日的日记。那天，翰林院大火未熄，他是在余烟焚绕中记下这些文字的。如果不是六年之后的1906年，作者出版这些日记的时候做过修改，他显然有先见之明—他在翰林院被焚第二天就写道：“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
中国在那次大火中焚毁的典籍众多，损失惨重，而落在洋人手中（英国人）的书籍极为有限。把全部损失统统算到外国人头上，简单方便，容易让后世接受，因为这样就可以跨越自我犯罪感的心理障碍。但是这并不能洗刷自焚祖典，自践古籍的耻辱。人可以没有记忆，可以忘记耻辱，但历史是有记忆的。除非利用国家力量把当年所有相关记录文字焚毁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