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五十年后言定验”既适用于龚自珍，也适于鲁迅。对龚自珍而言，果然在其后不久就爆发了“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政治变革；对鲁迅而言，他的真知灼见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得到了印证。当人们感受到物质的高度膨胀导致精神的逼仄，大众化的浪潮吞卷自我个性之时；当罗兰•巴尔特不无遗憾地宣布“作者死了”，米歇尔•福柯大声惊呼“主体死了”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惊叹鲁迅的先觉性和预见性。

“启蒙主义者”是学界对龚自珍和鲁迅的政治文化身份判断，是最学术化又最具政治色彩的一顶桂冠。龚自珍之“启蒙者”的身份乃后人所加，自然无法分辨，而鲁迅却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启蒙主义”的说法：“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但从这段文字又可以看出，鲁迅所理解的“启蒙主义”似乎与通常意义上的“启蒙主义”内涵不同。

鲁迅的重重疑虑，并不是悲观的怀疑主义，而是对现实环境的清醒认识，对文化生存处境的审慎思考，它使鲁迅避免了如“五四”作家那样的盲目乐观和浪漫幼稚。正是因为鲁迅的清醒和深邃，他认真地审视了自己作为启蒙者的资格，认识到灵魂中的“毒气”和“鬼气”，使之不能如郭沫若、蒋光慈那样居高临下地启人之蒙，去人之弊，而总是表现得十分犹豫和审慎：
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信念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糊，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
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
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

所谓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所谓“思想太黑暗”，所谓“未熟的果实”，是鲁迅深邃思想的形象表达。鲁迅的思想已经超过常人所能抵达的尝试，触摸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本根，这使鲁迅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具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同时，它又使鲁迅缺少了一份依托在单纯基础上的锐气，一种“启蒙主义者”特有的自信，怕“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偏爱他果实的人。“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
由此看来，鲁迅虽然也加入了启蒙主义的行列，虽然也以小说呐喊力图冲破“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的隆冬，但鲁迅始终置身启蒙主义话语的边缘，是启蒙主义的另类表达，当然，也是启蒙主义最中国化、最具文化意义的表达。鲁迅所关注的不是启蒙主义的政治操作层面，而是最根本的文化生态的改观。
因为，在鲁迅看来，如果文化生态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则一切政治层面的操作只会流于形式，成为换汤不换药的闹剧。在启蒙主义的“众声喧哗”中，“鲁迅真正关注的，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革命行动，而是它所启动的政治力量本身的文化结构；不是原先秩序的能否被推翻，而是取代它的新秩序的价值属性；不是革命能否带来希望、亢奋和激情，而是它在整个民族历史中，能否真正带来文化和人的进步”。

能否导致文化生态的巨大改观，能否带来文化和人的真正进步，这是鲁迅衡定启蒙主义的根本标志。这样的目的具有终极性的特征，很难是阶段性和策略性的，因此，鲁迅对改革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决不头脑发热而酿成大祸。鲁迅认为：
“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有毅力”，这是鲁迅对改革者的基本要求，尤其是“有研究”、“能思索”，这表明鲁迅对改革的谨慎。鲁迅对中国文化现状和内在肌理作了深刻的研究和思考，认为“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

所谓“荆天棘地”、“狐虎的跋扈”、“雉兔的偷生”，让人触目惊心，但这还只是表面现象，让人更不思议的是支撑这种生存现状的潜规则和文化土壤，而这种文化土壤又有极大的同化功能，它如同百慕大似的能吞没一切，让所有的新概念、新事物消解其属性而成为改装过的文化部件。对此，鲁迅感慨尤深，且愤怒地斥之为“染缸”文化：
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
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染缸”并不仅仅是一个对象物。因为每个个体都生存在恶劣的文化生态中，既被社会大“染缸”所污染或竭力拒斥被污染，同时，每个个体又可能构成对他者的污染，这就是鲁迅反复申说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怕“传染给别人”的文化哲理依据。
因此，革命的敌人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对象化了的某个社会阶级或统治者，还包括潜伏在每个人身上的“毒气”和“鬼气”，它构成一个“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
鲁迅揭示出一个深刻的政治文化命题，即革命并不仅仅是针对他者的居高临下的豪举，而且还是窃别国的火种来煮自己的肉的自我剿杀行为，革命的最后的真正的敌人即“国民性”本身。所以鲁迅一再告诫人们：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啊呀”，活的高兴着。
推翻一个“暴君”是一件较为简单的事，一两次政治革命就可能解决问题，但要从文化上彻底清除“臣民”的“暴君”心态，彻底洗刷赏玩他人痛苦的渴血心理，大规模的政治革命根本无济于事。然而，不从文化根基上彻底清除这种阴戾的喷血心理，推倒了的“暴君”又会卷土重来。中国人民历史上就屡屡上演此类悲剧，让鲁迅痛心不已

龚自珍和鲁迅都不约而同地把症候诊断和文化批判的着力点锁定在“人格疗救”，对于龚自珍而言，是改塑士林人格，希图激活士林已经枯萎的人格生命，给萎黄的中华帝国灌注一种鲜活和血性；对于鲁迅而言，是一个庞大、系统而持续不断的文化工程——“国民性改造”。“国民性”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思考的问题，也是鲁迅终身为之奋斗的问题。对此，鲁迅毕生挚友许寿裳感受最深：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 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二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 它的病根何在？
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定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因之，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