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荆天棘地”、“狐虎的跋扈”、“雉兔的偷生”，让人触目惊心，但这还只是表面现象，让人更不思议的是支撑这种生存现状的潜规则和文化土壤，而这种文化土壤又有极大的同化功能，它如同百慕大似的能吞没一切，让所有的新概念、新事物消解其属性而成为改装过的文化部件。对此，鲁迅感慨尤深，且愤怒地斥之为“染缸”文化：
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
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染缸”并不仅仅是一个对象物。因为每个个体都生存在恶劣的文化生态中，既被社会大“染缸”所污染或竭力拒斥被污染，同时，每个个体又可能构成对他者的污染，这就是鲁迅反复申说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怕“传染给别人”的文化哲理依据。
因此，革命的敌人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对象化了的某个社会阶级或统治者，还包括潜伏在每个人身上的“毒气”和“鬼气”，它构成一个“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
鲁迅揭示出一个深刻的政治文化命题，即革命并不仅仅是针对他者的居高临下的豪举，而且还是窃别国的火种来煮自己的肉的自我剿杀行为，革命的最后的真正的敌人即“国民性”本身。所以鲁迅一再告诫人们：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啊呀”，活的高兴着。
推翻一个“暴君”是一件较为简单的事，一两次政治革命就可能解决问题，但要从文化上彻底清除“臣民”的“暴君”心态，彻底洗刷赏玩他人痛苦的渴血心理，大规模的政治革命根本无济于事。然而，不从文化根基上彻底清除这种阴戾的喷血心理，推倒了的“暴君”又会卷土重来。中国人民历史上就屡屡上演此类悲剧，让鲁迅痛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