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姜文 荷尔蒙代言人

焦雄屏：你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从那部电影开始，你就不愿意平铺直叙地讲一个故事。电影最后有一个旁白的质疑声音：到底我的记忆是真的，还是假的。创作的时候怎么会要想到用旁白去做这个事情？
姜文：首先，王朔的小说里边含有这个内容：对自己叙述的推翻，对自己叙述的怀疑。这是很高级的。另外,布莱希特等人的戏剧理论对我有影响，他们提到：你再真实，你怎么不从台上走下来，你怎么不开枪真的把人打死？你是有分寸的，你知道你在演戏。既然你知道，你就没必要把自己装成那么死去活来，说我就是梦醒不了。这多少有点可笑。而且我们的目的也并不是这样的。
大家看戏，最基础的要求当然是晕进去拉倒，然后一打铃走了，出去了散戏了再聊挺好。但如果你能在大家入戏的时候，突然告诉他们：其实我不是真的哈姆雷特，这个挺有意思的

焦雄屏：你拍了5部电影，我觉得它们有共同的特质，有内在关联，感觉是一个系列，对吗？
姜文：我不知道怎么评判，因为毕竟是观赏者对它的态度。您刚才谈到的这些，我也有所耳闻，但是不是我研究的。
其实我最感兴趣最想研究的还是人本身。在一个空间里、一个家庭里、一个院子里，或者在一个故事里，每个人本身，对生死、时间、真实与不真实的理解都是很不同的。当我想表达清楚有些人的内心想法时，找不到方法，所以就不断地，用一个看上去跟我们习惯的现实不同的方法来表达。
比如说《太阳照常升起》，这个妈妈和儿子的关系不像一个大家理想中正常的妈妈和儿子的关系，妈妈不教育儿子，甚至虐待儿子。我们这么说的时候，会觉得你这个电影很奇怪。电影院的观众总是说：她为什么不像一个正常的妈呢？那我就特别想问，在座的那些观众，你们谁的妈是一个标准的妈，实际上大家都生活在不标准的生活里。但是大家很愿意在电影里边，要求一个标准的东西，也可能这就是大家想看电影的欲望，在这一点上,全世界的反应都一样，这是人性本身和人后来的有组织的生活之间的矛盾。

焦雄屏：电影《一步之遥》一开始，大家就看得眼花缭乱，我第一个感觉是居然中国人也能这样拍电影。一开始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教父》片段，能谈谈这个片段吗？
姜文：我拍电影的时候，多少保持着恶作剧的心态，就是让人舒服嘛。如果拍电影不舒服不好笑，确实太自虐了。
《教父》是我非常喜欢的电影，但是它的好也被有些人说得有点神乎其神了。它的好在于它的观点更正常。大家说教父肯定都是坏人嘛，那样子就没法看。但是这部电影把教父一家按正常的、非常帅的一个意大利家庭来拍，表现出一个普通家庭的嘈杂。而有意思就在于这家人不是普通的人，都是有黑手党的前科，好像都是个野兽一样的人。为什么你看到狮子、老虎在那儿舔小崽你会感动。因为你觉得它很可怕、凶狠，居然也会爱护小崽。你真弄一个鸡和一个兔子这么对它的小崽，就觉得很平常。其实《教父》就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就让你觉得了不起。
还有一点就是它作为经典，有些拍摄方式很有意思。我们跟摄影师聊，说那咱们也模仿着试试。从《一步之遥》的故事上来说，我必须让大家一开始就明白，有一笔钱必须得花出去。那怎么交代这个事，不显得枯燥。我说最好有一个像《教父》那样的形式，去交待一个故事，让大家马上清楚，他们的关系，谁求谁，谁帮谁。大家说既然你觉得这个形式这么好，那就照它这个来一把。这个不难。换句话说，想拍一个好一点品质的电影，也不是像人说的那么难。
很多人说为什么你们拍一部电影要准备这么久，要写那么多台词，写那么长时间。其实，故事早就有了。但是电影，你不能只靠故事来解决问题。我把故事讲两个小时，可是里面的细节没有、台词没有，就没意思。台词设置不仅仅为了叙事。对我来说。叙事太简单了，那真的可以拍一个无声片就完了。我心目中的台词，恰恰是帮助人找寻剧中人内心里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的那些角落。用那些相反的，或者经过掩饰的，甚至他不留神暴露出来的话语，一瞬间，让大家来洞察他的内心。这样的台词才有意义，或者说大家看这个电影才有意义。
焦雄屏：怎么去找到那些能组织这样对白的人呢？
姜文：那就得不断地聊，不断地找。我相信能找着。在现代社会，对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语言已经是一种服装，一种打扮，一种时尚。你怎么能通过他的语言，了解他的背后意思，或者说他真正是什么样的人，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