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畅：《梁柏台资料中的楹联》，原载《沃洲春雷》总第27期，新昌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
　　小小的梁柏台对“欲保家必保国”六字印象特别深刻，把“家”和“国”紧紧相连，并分清了“家”和“国”的主次：先有“国”才有“家”，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梁柏台回家向父母一解释，父母觉得这儿子心气高眼界宽，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欣慰。
　　从此，梁柏台每每看到自己喜欢的对联，就随手抄录在笔记本上。一次他走访新昌南区公立道南小学，看到两幅楹联反复揣摩，忘情吟诵，不忍遽离：
　　保家先保国
　　寸土胜寸金
　　自卑登高有基勿坏
　　升堂入室吾道其南(辛畅：《梁柏台资料中的楹联》，原载《沃洲春雷》总第27期，新昌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
　　柏台虽小，但保家爱国、伤时忧民的种子，已悄悄在自己的心田生根发芽。
　　龙山小学虽属新式学校，由于条件的限制，仍保留着旧学堂的教学方法，比较注重文科，常用批仿作文。先生面批加笔批，倒使学生在作文方面多有受益，梁柏台就是在这里打下了作文基础。从梁柏台保留下来的81篇批仿(摹写)作文中，先生的批语大多是溢美褒奖之词：如“思精笔健，气盛言宜”、“议论深淳，文章英挺”、“持论正大，用笔灵活”、“文思清词气顺”、“笔致清灵，词理明达”、“语能沉着，笔无呆相”、“文有别见，笔致清刻”等等。(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春天开始，家家户户起早贪黑忙着养蚕。梁柏台始觉好玩，特别是听蚕吃桑叶，简直如聆天籁；看着蚕宝宝们吐丝成茧，觉得无比新奇：
　　蚕者人民之宝也。吾国人民一岁之间全赖乎蚕。蚕优则人民一岁之用有余，有余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呜呼，蚕特一微虫耳，且能富国，蚕非大有益于人世耶。(辛史君：《梁柏台资料中的植桑养蚕》，原载《沃洲春雷》总第28期，新昌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
　　从养蚕到富民再到强国，小小柏台见微知著，志向已是那样的高远！
立志许国大丈夫
　　其父见柏台聪慧好学、成绩优异，乃筹措学费，让他赶考知新高等小学。1915年春，16岁的梁柏台走进知新高等小学的大门。
　　知新高等小学前身为知新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坐落在查林南边的沃洲镇的大市聚，是新昌东乡著名的高等小学。
　　大市聚镇虽与查林仅距15华里，但山路崎岖，如遇雨天，烂泥粘脚，寸步难行。每逢星期一清晨，梁柏台总是挑米担柴，负重而行。如遇山路泥泞，鞋子一脱赤脚而奔，每每踩到泥中石子，就会痛叫失声。就是下雨飘雪，梁柏台也照赤不误，等赶到学校旁边的水塘里再把脚洗干净，这时通红的双脚早已冻得失去了知觉。因为梁柏台只有一双鞋，一双上课时才舍得穿的布鞋。
　　山路有泥泞，也有风景。翻上银珠岭，就是一片坦荡的台地，境界顿时开阔，山河异常壮丽。四周群山逶迤，南面连绵着巍巍的天姥山和天台山。“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李白倾情歌颂的天姥山就在眼前。天姥山由拨云尖、细尖、大尖等群山组成，是一片连绵起伏、气势磅礴的群峰。早在唐以前，天姥山就已经是中国文人向往的文化名山；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唐代诗人追慕前贤足迹，寻访天姥山并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壮游》等千古绝唱，将天姥山推到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境界，天姥山遂成为诗人们追求精神自由的乐园。
　　天姥山是天台山的余脉，天台山是名僧济公的故乡，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自东晋文学家孙绰作《游天台山赋》，高声礼赞“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起，古往今来，无数高人雅士、文人墨客前来游览。游后无不为这里山水之神秀、佛道之神圣、传说之神异所折服，有感而发留下了可以万计的诗篇，几乎写遍了天台的山水胜景、动人传说，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赞美天台山。梁柏台每至岭上，已是晨光初露，朝霞满天，李白《天台晓望》就会涌上心头：“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凭高远登览，直下见溟渤。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幼小的梁柏台也会和这位浪漫主义诗人一样，展开瑰丽想象的翅膀，在壮丽的山河之间翱翔。
　　北面就是莽莽苍苍的四明山，四明山又名句(音gou)余山，分布在宁波市西部的余姚、鄞县西南和奉化西北部，因其大俞山峰顶有个“四窗岩”，日月星光可透过四个石窗洞照射进去，故称“四明山”。而东面相距百余里之遥的地方，就是烟波浩渺的东海，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面对莽莽苍苍的如黛群山，眼看云蒸霞蔚的晨雾山岚，这时金色的太阳从东海冉冉升起，家乡的山水是那样的辉煌壮丽。每次去校的路上，看到此情此景，柏台胸中总会油然升起万丈豪情。
　　

知新学校地处红壤台地，天一下雨操场一片泥泞，一次体育课改为自习课，梁柏台偷偷溜回寝室睡觉。当回到自习室时同学告知：“先生批评你不好好学习，而苟情偷安。”这话给梁柏台以极大的震动，他在1915年5月18日的日记中反躬自省：“吾至知校，为求学业焉，非为安寝也。若为安寝不若在家，何必费金钱，弃父母，而至此哉。夫苏秦之为学，用锐刺股；匡衡之为学，凿壁引光。古人之勤学若此，况吾之为学问不及彼之万一，可安寝不学，而为不可雕之朽木乎？”(梁柏台：《五月初六日记》(1915年6月16日)，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年纪轻轻的梁柏台，从小树立的远大志向，促使他能时时解剖自己。
　　为了督促自己，更是为了勉励自己，他将两首诗公公正正地抄写在日记本上，第一首是《劝学》：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第二首是《立志》：三尺龙头万卷书，老天生我意何如。山东宰相山西将，彼丈夫兮我丈夫。他在后来的作文中告诫自己：“时者金也”、“积一刻之勤劳，有一刻之功”。且能“兢兢于学问，经困难不生畏惧心，遇蹉跌不生厌倦心，人一己十，人十己百，勉强而行。”(梁柏台：《时者金也论》、《论智育》(1918年10月22日)，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梁柏台常手不释卷，广为涉猎，遇有特别喜爱的文章，辄整段整篇摘录，不惮烦劳。在知新小学那幢骑马楼的教室里，梁柏台每晚总是最后几个离开；学校对面小山头那片树林，常常能看见梁柏台晨读的身影。
每天下课，同学们潮水般地涌向食堂，梁柏台从热气腾腾的蒸笼木格中，找到自己的菜罐和饭钵，捧放到大家围着站吃的桌子前，然后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大家家里穷，瓷钵里所带的大多是咸菜面酱之类，如果有那位同学的菜用油炒过或者放进几星肉末，那是很大的奢侈。他们根本没钱去买食堂里的时鲜炒菜，因为带来的一点铜板只能勉强支付柴火钱。梁柏台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常常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等名言自慰慰人。并笑呵呵地对同学们说，“‘知新’是要求我们知新，而不是来知味的。”
　　知新小学所聘教师多是真才实学之人，吕衷和等先生深受孙中山影响，满怀爱国热忱。每当他们谈到支离破碎的祖国，灾难深重的民族，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时而慷慨激昂壮怀激烈，时而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所有这些都深深地感染着梁柏台，他那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反帝反封建的种子，滋养成爱国主义情怀。
　　梁柏台的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变革时代。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国内外形势的共同促成之下，发动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结束了数千年的王权专制，在中国也是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但是，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军阀混战、政治动荡，一方面说明了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打乱了中外反动势力的阵脚，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再也难以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并没有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而袁世凯和军阀势力则利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妥协性乘机篡夺权力，并依仗其军事实力割据、混战。因此，孙中山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内战不断，外患又起。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欧洲各帝国主义纷纷卷入战争之际，加快其侵略中国的步伐，同月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直接提出二十一条要求。1至4月，中国的谈判代表多次拒绝要求中的部分内容，迫使日本作出让步。中国国内亦出现反日情绪。日本则以武力威胁中国。至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于9日前答复。毛泽东得知后，愤而写下四言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最终袁世凯政府在5月9日晚上11时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并于5月25日完成签字。
　　百年时光已够久远，少年柏台是何模样？如何捕捉他思想的吉光片羽，寻找他足迹的正歪深浅，打开那一本本发黄的日记，那一篇篇尘封的作文，我们感受到了一个迷惘少年与旧时代激烈的思想碰撞，一个爱国少年对旧中国的悲愤与忧伤，一个进步少年对理想的追求和向往，一个热血少年对祖国的赤诚和热爱。
　　日记，以最朴实的语言见证了梁柏台的成长经历；
　　作文，以最生动的笔触记下了梁柏台的心路历程。

我们真的要感谢梁柏台的大姐梁小芬，由于她的悉心保存，才使我们得以打开百年前那扇窗口，清晰地窥见少年梁柏台的鲜活身影。
　　1915年5月17日，梁柏台在日记中写道：“早膳毕，上国文科……次地理，愤俄人之欲并吞北满，野心勃勃，大有相机而动之势。……午膳后小憩，阅报纸，至日人欲侵吾国，不觉悲吾国民，何以坚固团体，而甘为三岛所欺耶？”(梁柏台：《四月初四日记》(1915年5月17日)，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国家河山支离破碎，百姓命运风雨飘摇，浓厚的民族精神在梁柏台心中潜滋暗长，强烈的爱国热情在梁柏台胸中风雷激荡。他挥笔写下《丈夫誓许国说》一文：“国虽天下人之国，而吾亦在其中也。吾在其中，吾亦有报国之任也。”他决心，“吾誓为丈夫，学丈夫之为，行丈夫之行，积之久，即为丈夫矣。”然后提出，“既愿为丈夫，则当以身付诸国，竭力以担国事，以保国家，不以私而忘公，斯可为矣。不然一生虚度，与草木虫鸟同腐，无益于世，无闻于后，岂不痛哉。昔马援谓‘男儿当死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何能卧床上，死于儿女之手中也’。班超谓大丈夫无他志略，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耳。斯二人者，乃誓许国之大丈夫欤。立言不朽，立功不朽。吾辈青年，当以为模范也夫。”(梁柏台：《丈夫誓许国说》(1915年)，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从小立志做一个以身许国大丈夫，梁柏台后来用行动印证了自己的铮铮誓言。
　　梁柏台对自己的国家，既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他在《睡狮论》一文中描绘：“狮者，百兽中最猛者也。爪如锯，目如电，毛如发，其躯伟，其力大，能食虎豹。呜呼，狮之猛甚矣。”然后慨叹，“若睡焉，则且为百兽所侮而不知也，昔何猛，今何馁也？非以睡梦如故耶。”他多么希望，“西人嘲我国为睡狮，吾甚愿其一吼而即起也。”(梁柏台：《睡狮论》(1915年底)，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他为祖国哀与怒，更为革命鼓与呼。他认为，“君贤则从命，君不贤则革命，此亦古人之制也。如桀无道，汤放之；纣有罪，武划之。非首倡革命之举者哉。”接着分析道，“夫暴君之在位也，行专制之手段，不顾万民之生活。当斯时也，民之苦于虐政，不啻水火倒悬矣。汤武起而革其命，拯水火而衽席之，解倒悬而仁寿之，其功德之及民，宁有限量哉。”然后由古及今，怒斥“前清季世务行专制，政事丛生，不啻桀纣之时。于是民军起义，革清之命，反清之政，选贤与能，天下为公，收共和之利，无专制之弊，是较汤武之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最后发出声声慨叹，“夫岂彼借革命之名，行篡夺之实者，所能比拟哉。”(梁柏台：《革命说》(1915年)，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文章最后，如匕首投枪般地直掷袁世凯张勋之流。
　　他在知新学校的作文中，总以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为念，每每由眼前小事推而论及国家大事。就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的第十天，即5月19日，梁柏台看见足球场上龙争虎斗，球门之前争夺激烈，就触景生情：“吾国之与日人对峙，是不啻今日之攻球门也。夫日人与吾国人，犹红绿球之踢球人也。吾国之土地，犹皮球之存立于操场也。两队相争，犹吾国人与日人相攻击也。”然后发出“吾辈青年，可不击球，以强筋骨，活血脉，振精神，以与日人相搏战乎”的感慨。(梁柏台：《知新学校日记四则·四月初六日记》(1915年5月19日)，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5月24日，“上体操课时，见五六泥水匠，筑边墙，建大门，以防寇贼。”梁柏台咫尺之内又思骋万里，认为围墙“不啻国家之国防也”，若“国防不建，则外人自由出入，一无禁止”，“至于外兵至时，将何以抵御之？至此而悔防御之无从，不亦晚哉！”他“愿政府，筑炮台，练海军，购兵舰，早建国防，勿至临渴而掘井也”。(梁柏台：《知新学校日记四则·四月十一日记》(1915年5月24日)，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5月27日，梁柏台见学校大门外有茧行商人，为“标准某行分行，使卖茧者得知”而插上的各色旗帜，联想到国旗：“夫国家存立于世界，必有一国之旗”，“国家荣，则旗亦荣；国家辱，则旗亦辱。国家之荣辱全在乎旗。然则吾辈可不敬国旗乎！”(梁柏台：《知新学校日记四则·四月十四日记》(1915年5月27日)，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面对反动政府丧权辱国，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疾呼“今乎中国犹一巨船也。各国之协谋我，犹船之遇险也；我四万万同胞，犹船中之旅客船员也。”如若“果能协力同心，镇定以谋救济，无怨无哗，不扰不乱，则船虽遇险不至于沉耳。”(梁柏台：《铁达尼邮船遇险将沉
　　旅客船员皆镇定不乱论》(1915年上半年)，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十六岁，一个偏僻山村的同学少年，却已“所思者皆国事”，所忧者是人民，实在难能可贵。他在《论女学之不兴之弊》一文中分析：“当今之世，日东侵，法南凌，英西窥，俄北耽之际也，而我国人，竟馁而不振，其何故哉？曰：女学不兴之弊耳。”为什么？“我四万万同胞，女子居其半，女子不振弱其半矣。一旦外侮至，惟赖男子之力尚能御乎？况此居半之男子，又复为无知无识之女子所牵制，所纠缠，而不得其忠君爱国之思也哉。由此言之，女学之兴也久矣。”提出“夫欲兴女学先戒缠足。兴女学所以开知识，戒缠足所以便操作。”他大声疾呼“愿我二万万女子毋固守从前之陋习也”(梁柏台：《论女学不兴之弊》(1915年)，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梁柏台崇尚体育锻炼，“击球者，强国强种之雏形也。凡可以舒畅其筋骨，流动其血气，活泼其精神，莫若击球。”“借击球之游戏振尚武之精神，强国民之体魄，壮民国之国魂，防外人之侵略，法至美矣。吾辈青年，果好击球，共能尚武，协力同心，共谋救济，无论区区三岛之国不之畏，即英、俄、德、法诸邦，亦何畏之有。”虽然“大学之道贵乎定静，孟子言学在收放心，未尝以击球为能事，以操练为长技也”。但“不知有文字者，必有武备，文以安邦，武以定国，两者不可偏重也。尚智者必尚体育，文字所以增知识，体育所以强身体，二者不可缺一也。”(梁柏台：《击球说》(1915年)，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梁柏台礼赞欧人的道德文明。通过泰坦尼克号的沉船事件，“无怨语，无喧哗，不啜泣，不凌乱，不杂糅冲突者。”赞叹他们危急万分时刻的从容镇定，生死存亡之际的生命礼让。“吾不觉叹欧人之不以生命为重，而以道德为重。”(梁柏台：《铁达尼邮船遇险将沉
　　旅客船员皆镇定不乱论》，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梁柏台认为纳税当兵为人民应尽之义务，指出国家为人民之国，只有国民奋发图强，共同纳税当兵，才能保国家繁荣昌盛。“否则何以供国用，何以固国防乎？夫国用足则国富，国防固则国强，人民之幸福也。”(梁柏台：《纳税当兵为人民应尽之义务论》，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梁柏台赞美华盛顿的高风亮节，“时英廷虐政，民不堪命，于是万人一心，推华盛顿为元帅，起于英抗。后既战胜，国本以立，华盛顿之功大矣。”然而华盛顿“反解甲归农”，“军民皆依恋不舍，请即王位。”“然而华盛顿怫然有忍贪王位之说。”梁柏台发出由衷的赞叹：“殆所谓君子人矣。”于是议论说：“有功而自恃，柄权而不肯解者，小人也。有功而不以为功，解职而隐居山野者，君子也”，“若易他人，必自以为吾血战七年，创造美国，南面而王，亦不为过，未有不许请者也。”盛赞华盛顿“至公无私，功成而退，非君子而何。”“吾辈青年，当奉之为模范也夫。”(梁柏台：《华盛顿解兵归农论》，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梁柏台希望“后世为民牧者，法尧之爱民，勿若桀纣之暴民”，“桀纣之待民也以暴，只图一己之安乐，不顾万民之生死。”“若唐之帝尧，可谓真能爱民而有人君之道矣。所居茅茨土阶，所食菜羹土器。宁一己之苦辛，不忍一民不安乐。尝曰：一民饥我饥之，一民寒我寒之。其不敢自宽其责也如是。”(梁柏台：《一民饥我饥之一民寒我寒之论》，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梁柏台讴歌热生万物，“植物之所以为生长，衣食之所以由来，皆热之功也。”然而推而广之，认为“热”“非特生物之不可少，至于人之立志作事，图治安者，亦不可少。”“尝观古之所谓圣贤豪杰者，其功业非一时所能成就，亦积其以趋以步，日砥月砺之热心得之耳。至于治国家亦非热心不可。”“盖不热心则为冰心，冰心则国必亡，此定理也，夏桀也，商纣也，后主也，孙皓也，非冰心之昏君乎？”“夫热心则国治，冰心则国亡。”(梁柏台：《说热》，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梁柏台的作文，立意之高远，情趣之高洁，理想之高大，已超出了穷乡僻壤一介少年的胸襟眼界。他的目光所及，并非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顾影自怜，更不是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而是探讨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思考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他在《共和与专制区别说》中，表达了对共和制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专制者，以皇帝一人为主，他人不得过问。即全国之大小官员，皆由皇帝一人黜陟”，“共和者，由人民选举议员，更有全国议员选举大总统，以为全国行政之长官也。然总统虽为全国之长，而其国权仍在人民。”“要而言之，专制国之主权在一人，共和国之主权在万民，此共和与专制区别之大要也。”
　　他在《无财非贫无业为贫论》一文中提出：“一社会之中，无论何人，贵有职业。苟有一业，必不贫穷。”倘若“训蒙不克也，稼圃不能也，商贾无术也，工作无技也”，“身无职业”，“乃真贫夫”，只落得“冻馁而乞怜，而转乎沟壑者”，因而，他希望世人都能“就职业”，“以富家而富国”。他认为，作为国家，应该认真考虑国民的就业问题；作为国民，都应努力成为具有一技之长的有用之材。他在另一篇《游民为国蠹说》中认为，因为是“聚人而成家，聚家而成国”，所以“国者，人民之国也。既为人民之国，则当就职业，以尽责任。”“若无职业，则为游民”，“游民者，游戏之民也”，“只求一己之清闲，不顾光阴之旷废。及其囊橐空虚，床头金尽，乃流为盗贼”，结果“政府必欲除之”，因此必须“兴学校以绝蠹之种，税烟酒以毒蠹之食，禁赌博以塞蠹之窝”，但“政令虽严，而为蠹如故”。最后愤怒地责问：“蠹乎！蠹乎！何必欲蠹败吾国而后已矣？”
　　梁柏台在《兴农劝学论》一文中，提出大力发展农业和教育的治国方略。他说：“学所以增知识，农所以充食用。知识增，食用足，则国无游民，无盗贼，而上下乐业。”汉武帝“大兴学校，以导民智，故民智益进百士多节义。”秦孝王“重农贵粟，戮力本业，以富民食，故民食益足，而以富强。”因此梁柏台得出这样的结论：“学校为培才之地，粒食乃民生之，兴之劝之，其益靡穷。不兴不劝，害难悉举。”
　　感时忧国的情感，革新自强的志向，许国献身的胸襟，常常流淌在少年梁柏台文章的字里行间。梁柏台的作文，立意高远，境界开阔，文采斐然。老师常常在梁柏台的作文中欣喜披阅，褒奖有加，诸如“文气条达”、“思笔双清”、“爽快澈透”、“不枝不蔓”、“入情入理”、“言明且清，气疏以达”、“推阐尽致，畅所欲言”等字眼。
　　1915年11月18日，新昌召开第一次全县小学成绩展览会。梁柏台和部分师生前往参加。设在南明小学的展览会上，不仅有泥、豆、厚纸手工艺品，还有算草、图画、习字及作文、地图等作品。梁柏台在《邀友人赴展览会书》写道：“夫人之性不同，彼与我多有异点。我欲观人之异点，人欲观我之异点。必有一枢纽之地，以辨优劣，展览会是也。今其会开矣，吾辈往观之，见人之成绩异，视己之成绩劣，则起竞争心，竭力以加工。见人之成绩劣，我之成绩优，则起奋励心，愈加其功修。则学问日进，知识日增。”“他日为国家出力，救民生于涂炭，致国家于富强，方不负丈夫之素志。”看一次展览，与致国家于富强、救民生于涂炭相联，这是一种怎样的济世救民的博大情怀！
　　大市聚镇南六七里地的真君殿，是梁柏台常去游览的地方。史载十八高僧、十八名士雅集于此，“或游焉，或止焉”，盛极一时，堪与庐山白莲社、山阴兰亭会媲美。唐大和二年(828年)，头陀白寂然得浙东观察使元稹资助，重建沃洲山禅院。后世以白道猷开山、白寂然兴寺、白居易垂文而建“三白堂”。真君殿明时称石真人庙，清光绪三十年(1904)捐资重建，耗资三万余金，历四年竣工，殿堂五十余楹，构筑精致，气度恢宏，是一座佛道合揉的庙宇建筑。走进真君殿，两边有一副柱联：“两朝三敕赐，千古一真君”的金字，殿正中供奉着一尊红脸黑须炯炯有神的真君大帝——宗泽。殿前檐有一对西坑青石悬雕的蟠龙石柱，龙身间隙还悬雕有八仙过海的图案，刻画细致，形象逼真，堪称石雕艺术的精品。大殿后门门额上方砖雕篆书“于越”二字，两侧墙壁上12幅三国、水浒等人物故事及花卉图案，为瓦灰色堆塑，古朴高雅，栩栩如生，显示出民间艺人的高超手艺。宗泽系宋朝抗金元帅，又是岳飞的恩师。他出生于金华，病死于扬州，似乎同新昌没有什么关系，新昌民众兴建真君殿纪念宗泽，曾有一个个美丽的传说，反映了当时百姓对民族英雄宗泽的崇敬之情。
　　梁柏台在《三月十九日旅行记》中说：“入真君殿，见殿前二石柱，各凿一龙，墙上凿人物形，宛然如生。柱上对联不少，吾仅记其一云：罗香炉峰，烟云供养；环水帘洞，风月关阑。”
　　几次周末回家，梁柏台与家人亲朋谈起宗泽岳飞的忠义，说起精忠报国的壮举，常常神采飞扬，激动不已。听说三坑也有一个真君殿，梁柏台曾邀约三五知己，月夜步行数十里山路前往观瞻。
　　一次，梁柏台和几位同学游览十里外的水濂庵，无意间发现了一种不方也不圆的褐色空心石。带回请教老师，老师说这叫禹粮石。为什么叫作禹粮石呢？老师从大禹治水说起：史志记载，鲧治水失败被杀，大禹接父治水大任。大禹治水的著名工程就是开凿箕山(今临邑县翟家乡以南，林子镇以北一片高地，古代称箕山)。箕山开出的石头不牙碜，能当粮食吃。当年洪水灾害，粮食歉收，饿殍遍野，大禹让灾民吃这种石头充饥，从而延续了人们的生命。为纪念大禹，百姓就把箕山石叫禹粮石。这种石头大都是空心石，内腔有核，动则有响声，敲之如木鱼音，所以又叫木鱼石。
　　这个故事使梁柏台激动不已，感慨良久。他对同学们说，凡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为人类作出贡献的，人民总是记着他，深深怀念他。我们只知道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英雄故事，却不知道还有禹粮石的动人传说。为此他还特地去了一趟绍兴大禹陵，奉上捡拾来的禹粮石，祭奠这位心目中的英雄。
　　美丽的传说，动人的故事，氤氲着梁柏台的精神世界，培育着梁柏台的意志情操。

每逢周末，梁柏台总是归心似箭，帮助家里多干点农活，减轻些家庭的经济负担。家里忙什么他就帮什么，摘叶饲蚕、拔草养猪、割稻种田、挑粪浇菜，什么活都抢着干。父母眼中柏台是个孝顺的儿子，村里人说柏台是个懂事的后生。
从1915年到1917年，梁柏台跋涉在泥泞的求学路已经三年，终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知新学校。
西子湖头有我师
　　1917年12月的一天，知新高等小学第七期毕业典礼在学校大礼堂隆重召开，县长亲临典礼并向毕业学生发表《训勉词》。梁柏台接过毕业证书时，又是欢喜又是愁：喜的是三年努力，终于以优异成绩毕业；愁的是毕业后何去何从？若论自己的家境，高小毕业已属不易，继续升学只是一个彩色的梦！
　　当时高小毕业，在村人眼中仿佛选了秀才，报录人吹打报喜，并张贴大红报帖。查林大道地一番热闹之后，梁柏台继续求学，还是学艺从业，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由于梁柏台学业上日益精进，梁小芬参加劳动后逐渐宽裕的家境，梁开钱夫妻俩商量再三，决心砸锅卖铁要培养出一个读书人。
　　民国初期，小学毕业大致有三种升学途径：一是普通中学，二是师范学校，三是实业(专门)学校。梁开钱邀来至友袁修昌先生。袁修昌是本镇西山村人，曾被梁开钱聘为仁智小学教师，时在西山国民小学任教。他俩反复商量，认为柏台年纪已经不小，加上家境清贫，觉得还是报考师范最为合适。
　　梁开钱把正在田畈里忙碌的梁柏台叫了回来，告知让其报考师范的决定。梁柏台的心中一下子打翻了五味瓶，为了前途，当然想继续升学；看看家境，实在于心不忍。父母操劳过度已见日渐苍老，两姐早早劳动已经作出牺牲。
　　“我勿想读了。”梁柏台回答得轻声但坚定。
　　“就这样定了！你跟袁先生到西山补习补习，准备应考！”梁开钱右手用力一挥，不容置疑。
　　梁柏台还想再说什么，袁修昌插话进来：“柏台，只要把书读好，今后有的是报恩尽孝的时候。”

袁修昌建议梁柏台报考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梁柏台也喜欢将来当一名老师。于是梁柏台又赶到劝学所拜见原知新学校老师唐化城先生，唐先生也劝梁柏台报考师范学校，并向他出示了《第一师范招生办法》。
　　几天后，梁柏台来到西山小学，既接受袁修昌先生的精心辅导，又可向毕业于上海复旦公学的袁剑秋先生补习英语。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又半年。由于袁修昌、袁剑秋等先生的悉心辅导，再加上悬梁刺股的学习劲头，梁柏台的学业又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转眼已到了浙一师新生入学考试的时间，梁柏台于1918年8月15日赴杭赶考。
　　从新昌到杭州，这是一段艰辛的路程。就是从查林村到新昌城，一段三十华里的路程，也要翻越三条岭，渡过一条河，得走上三个钟头。赴考的那天，少不了父母的教导，两姐的叮嘱，和乡亲们的勉励。梁柏台登上大岭头，回望一草一木都熟悉的故乡，遥望云遮雾障的前方，内心升起一种怅然茫然又欣然的复杂感觉。这是自己第一次远离亲人和家乡，背负着家族的多少光荣与梦想？
浙一师校园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其前身是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清朝末年，新式教育兴起。为解决新学林立之时合格师资奇缺的教育状况，各地相继创办师范学堂。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将师范教育列入国家办学体制，浙江师范教育也慢慢发展起来。1905年，浙江巡抚张曾敭奏请创办全浙师范学堂。1906年，奏请获得批准，校名正式定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分为优级师范和初级师范两部，分别培养中学师资和小学师资。1908年，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在浙江贡院旧址上建成，面积140亩。按照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图样建造，有二层教学楼7幢，可容纳千人。当年5月14日(农历四月十五)正式开学，首届招生人数达到600人，成为当时浙江唯一特建的、校舍最宏伟的、办学规模最大的新式高等学堂。
　　1912年4月，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更名为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聘请经亨颐为校长。1913年7月起，学校改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山一程，水一程，风尘仆仆的梁柏台，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杭城。没时间游览西湖美景，没心思欣赏十里荷花，一头扎进复习迎考之中。
　　8月21日7时许，梁柏台和其他应试学子一起，提着小砚盒，铁笔筒，有些忐忑地走进浙一师的大门，参加8点钟举行的考试。等到浏览完试卷，他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虽然有的试题很难，但这对于知新学校优等毕业生，又在西山小学狠补了半年的梁柏台，回答起来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做完试题后再认真检查了一遍，最先几个交了考卷，静静地退出了考场。
　　经亨颐治校极严，不但要求所聘教师具有“高尚之品性”，对每年招生都要“亲手招进来”，不仅看成绩，更看“基本好不好”，对通过各种关系递过来的“条子”，一条也不睬，一个也不收。经亨颐后来在《杭州回忆》一文中特别提到梁柏台他们这一批第9期新生，是“于数百人中取得80人，勉强及格的决无一人”，并说，“我平时对学生，并无任何种特别手段，而且决不主宽是极主严的。”幸运的是，等到发榜之日，梁柏台和同乡石永祜都榜上有名。
　　9月11日，浙一师举行新生入学仪式。梁柏台和79名新同学，排着队来到学校礼堂，参加入学的三项仪式：齐唱校歌，向教职员敬礼，聆听校长训辞。
　　人人人，代谢靡尽，先后觉新民。

可能可能，陶冶精神，道德润心声。
　　吾侪同学，负斯重任，相勉又相亲。
　　五载光阴，学与俱进，磐固吾根本。
　　叶蓁蓁，木欣欣，碧梧万枝新。
　　之江西，西湖滨，桃李一堂春。(郑晓沧：《浙江两级师范和第一师范校史志要》，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四期。)
　　由夏丏尊(夏丏尊(1886—1946)，中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曾经被誉为“四大金刚”之一。曾与毛泽东同事，在春晖中学任国文教员兼出版部主任，并译成《爱的教育》。1946年病逝上海，归葬于白马湖故居“平屋”后象山上。)作词，李叔同(李叔同，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方面，都颇有造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作曲的校歌，那优美的旋律，嘹亮的歌声，在礼堂上空久久回荡。梁柏台说不清心中有几多激动，几多自豪。
　　向教职员行礼完毕后，就是经亨颐校长的训辞。瘦瘦高高的经校长，操着上虞口音慢悠悠地说：“自今日入学……诸生但知学费减轻入学便宜之感耳，恐就未感到其他便宜之处。仅五年而可以为人师，人格超乎一般国民之上，此最大便宜之事。”(经亨颐：《入学式训辞》(1918年9月11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第16期1919年1月。)
　　经亨颐问台下的新生，“求学何为？”顿了一下后自己回答，“学为人而已”，“有社会必须有人格”，“无人格之社会决非良好之社会。”“人格是做人的格式，思想要走在时代的前面。”“人格者，良心之模型，道德之容器也。”
　　经亨颐接着提出“勤、慎、诚、恕”的四字校训，他要求学生学习生活要勤劳、勤奋、节俭；说话做事要慎思、慎言、慎行；对人、对事、对国家要诚实、忠诚；与人相处要宽容、宽恕。
　　他特别强调“诚”字最为重要，因为“‘诚’字可包括一切人格之要件”。
　　梁柏台第一次听到“为人师”、“人格教育”等字眼，感到既新鲜又兴奋。

浙一师，展现在梁柏台眼前的，是一条更加光明的人生之路。
梁柏台的寝室在一幢斋楼上，由于可以年级混编、同乡合住，他就和石永祜、何宝运同住一室。何宝运是1914年入校的四年级学生，与丰子恺(丰子恺，是我国现代著名画家、文学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是一位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是同班同学。一条长廊排列着18间寝室，每间寝室安置18张板床。门上标着寝室号码，旁边挂着18位学生的姓名。
　　丰子恺后来回忆道：“寄宿舍生活给我的印象，犹如把数百只小猴子关闭在一个大笼子中，而使之一齐饮食，一齐起卧。”“数百学生每晚像羊群一般地被驱逐到楼下自修室中……严冬之晨，倘在被窝里多流连了一会，就得牺牲早饭，或被锁闭在寝室总门内。”因为采取8人一桌的包餐共食制，进餐时“饭厅中的人大都眼明手快，当食不让”，吃得“五只菜碗底都向天”。18间自修室，每间放置12张课桌，分成6块，可以容纳24人自习。每晚自修时间，“倘不想起这是我们的学校的宿舍”，“一定要错认为这是一个大嘈杂的裁缝工场。”(丰子恺：《寄宿舍生活的回忆》，《丰子恺文集》(5)，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梁柏台却不觉其苦，反以为乐。从偏远山村，来到西子湖畔，更觉学习机会之难得。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男清夜自思，亦知愧为人之道。以吾之家境，何能任此求学之重资。男不自量而使大人负其重担，虽战战兢兢不能消其罪，思及于此，实愧恨无地。大人光明百知男心，亦不见责，诚感激靡尽。”“男自思入学以来，致大人增加负担。男则俭之又俭，不敢浪费一钱，亦自知家寒，衣食毋使饱暖不求繁华，大人之苦，男有不知哉。特以为今世不务学业不足以当分子之责任，以恨天不虚生我也。”(梁柏台：《1918年12月26日给父母亲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星期天，一些有钱的同学下馆子、找乐子，而梁柏台总是在学校的饭厅吃饭，通常是几个馒头加碗汤，或者几两米饭加蔬菜。菜肴能下饭即可，就是饭量特别大。韭菜炒绿豆芽是梁柏台的最爱，必定要买上一两碗与大家共享。对此他的高论是这碗家乡菜青青白白，做人就要如此模样。梁柏台平时生活很节约，但帮助同学却很慷慨。有的同学生病了，他会掏出不多的生活费为同学买药和营养品。
　　同乡同学石永祜“因家务羁縻，不能抽身，中道而止”，梁柏台去信力劝，“窃世界大观，则莫如术学。为学之时又莫如青年”，“时乎，时乎，不再来。值青年而不学，恐不能有广学之时机。转瞬间即为社会之办事，人至此时叹学问之不足，悔之已不及矣。”(梁柏台：《1919年2月给石永祜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挚友袁月乔知新小学毕业后从商，梁柏台去信告诫毋忘学习之使命，青年之责任，“吾弟正值青年，切勿误其时机。吾国今日之世，所可仗者恃吾青年……青年肩造就吾国将来之责任，庶不可忽过。苟今日之青年，不善将来之青年，其可冀乎？谓勉吾弟为学者，仆之志也。”(梁柏台：《1918年12月给袁月乔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后，一向重视体育运动的浙一师，把体育活动与“爱国”、“尚武”结合起来。经亨颐说：“凡我校全体学生，皆以尚武之精神”、“运动会与爱国、尚武两要旨有密切之关系。”上学第一天，第一节课就是“体操”课。这里的“体操”，就是“兵式操”，即军事操练。先是立正、稍息、报数等基本训练，接下来就是慢步走。梁柏台是体育积极分子，跑步、足球、游泳、单双杠无所不能，特别是单双杠中的“引体向上”、“大回环”等动作，没有同学比得过他。他还是校足球队主力队员之一，踢的是中锋。参加体育活动，强健国民体魄，梁柏台自然与国运相联，“倘么中国自强，则外人必不使侵涉国事也。”(梁柏台：《九月十五日记》(1918年10月19日)，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从1919年秋开始，经亨颐提出“与时俱进”的教改方针，试行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试行学科制等四项改革措施。

职员专任就是教职员不得在外校兼课，必须专门从事本校教学，并参与学校事务的研究与讨论。经亨颐聘请了夏丏尊等16人为专任职员，赢得了梁柏台的好评，他在给家乡老师的信中说：“自从这学期起，敝校守旧的教员，错[差]不多没有了。这学期请归来的教员，都是提倡新文学的沈仲久、刘大白、袁易、陈望道、李次九……这一般[班]教育家，都在敝校专任功课，实在难得得很。”(梁柏台：《1919年11月9日给袁先生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1919年11月16日，浙一师学生自治会正式成立，发布了《宣言书》，通过了《自治会章程》。梁柏台参加了经济部贩卖股和社会服务部讲演股，他说：“我们是自治的，教职员不来管理的，外面出入是自由的，本校现在脱离了奴隶教育了。”梁柏台：《给梁岳生的信》(1920年1月15日)。“一切舍务、学务悉要学生去做。学校好象一个议会，仍旧选出代表，到了有事体的时候，征求意见，议后始行。教职员和顾问官一样的，这是关于会务的事情。学务的事情，就是上班[课]，学生轮流教授，教员旁听，指正他们的谬误。考试废除，在平日的自习。这样一样，要比从前好得多了。”(梁柏台：《给袁先生的信》(1919年9月)。)
　　五四前夕，浙一师就开始采用白话授课。1919年10月，经亨颐规定一师和附小国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话，同时采用字母。新聘的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和夏丏尊一起，合编了《国语法》，还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上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白话文章作为新教材。当然，浙一师的国文教授改革，和其它新生事物一样，免不了要与传统观念发生碰撞。1919年9月17日上午第一节国文课时，一位学生当堂对陈望道先生教授的几篇白话文进行非议，“文言是数千年传下来的‘国粹’，白话文也是假的。”社会上反对之声甚嚣尘上，扑面而来，杭州一家新出版的《明强报》发表了一篇非议横行文字、白话文、注音字母的文字，梁柏台立即写出《我对于〈明强报〉的批评》，从三个方面逐一予以驳斥，无疑是一篇宣传新文化捍卫新文化的战斗檄文。梁柏台写的另一篇《文言与白话孰优孰便》，陈望道给“爽快澈透得很”的批语。
　　课堂学习丰富着梁柏台的知识，远足活动开阔了梁柏台的视野。由于经亨颐主张“动的教育”，一师非常重视远足活动。远足既可开拓学生视野，锻炼学生意志，还可促进师生的感情交流。1918年10月4日到10月12日，梁柏台参加了学校临安天目山秋季游。10月8日，他和另外4名同学率先登上东天目山山顶，这时“东望钱江，则云雾迷漫，北窥太湖，则天气不清，不能相见。仰望红日，若相距不及数竿。俯视众山，大者可以作案，小者无异土块。一水流出，则乡间棋布。”胸襟是如此开阔，气魄是那样豪迈。他们踱步而下，有石壁屹立两旁。有石室可容百数十人。“中有龙池，深不可测。上有飞桥驾两池之间，天目山之名由此而来。”头尾9天的远足活动，梁柏台记了9篇日记，还写了四篇游记，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令很多同学深感佩服，自叹弗如。
　　几里之遥就是西湖那醉人的湖光山色，走出校门就是那诱人的灯红酒绿。由于学习勤奋，再加“囊中羞涩”，梁柏台很少出外游玩，1918年9月19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是梁柏台进入浙一师后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的湖上泛舟，他和另两位同学乘小船，过宋庄、刘庄，至毛家埠登岸，及至灵隐寺，用日记写下了他所见所闻所感：“登其亭，一若湖水可搤，万峰可履，如白云布地。”“今日之一往游历，眼界居然若一新也。久在校中功课如积，无暇于游戏。适值假日，而外出游历，且加以湖山碧绿，小船漂流，能不快乐于心乎！”梁柏台：《八月十五日记》(1918年9月19日)。除了几次去“西湖三墓”外，他再也没有外出游玩和逛街，就是八月十八和九月九日，同学邀其钱江观潮和重阳登高，梁柏台独留校内，学习之余在校内拔草。(梁柏台：《九月初九日》(1918年9月22日)。)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一首《望海潮》，把杭州写得那样雍容华贵、美轮美奂。是的，江南春雨的杭州，烟柳画桥的西湖，壮观天下的钱潮，杭州既有小桥流水的精致与婉约，更有大江东去的壮阔与超迈。来自穷乡僻壤的梁柏台，初到杭城真有一种“繁花渐欲迷人眼”的错觉。但他很快发现，杭州不仅是温柔之乡，更是英雄之地。“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梁柏台并未流连忘返于西湖山水，参拜最多的是“西湖三墓”，即岳飞墓(庙)、于谦祠和张苍水墓。他常借张苍水绝笔诗中的开头两句来抒发心中的感受：“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坐落在杭州西湖栖霞岭南麓的岳飞墓(庙)，是南宋抗金名将，杰出的民族英雄岳飞的长眠之地。梁柏台每来岳庙，流连凭吊，感时伤怀，常常激情难抑，血脉贲张。时时高歌一曲《满江红》，大声朗诵《出师表》，每每情不自禁，泣不成声。联想多难祖国，面对破碎山河，勉励自己“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渴望能像岳武穆那样，“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待有朝一日“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同去同学，听后莫不振奋，观之无不动容。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在袁枚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与岳飞齐名，为西湖添色的于少保，就是出生于杭州，最终又归葬于西湖的明朝民族英雄于谦。
　　西湖一贯以温柔缠绵著称，只因为有了岳飞、于谦这样的忠臣大将才显得雄奇厚重起来。每当饭余课后，梁柏台徜徉三台山麓，徘徊于谦故居，寻觅英雄古迹，凭吊烈士忠魂，久久不忍离去。
　　张苍水，名煌言，浙江鄞县人。明末民族危亡之际，他曾在东南沿海及长江下游地区英勇抗击清兵，终因势孤兵败，又遭叛徒出卖而落入敌手。面对高官厚禄的利诱，这位铮铮铁汉宁死不降，康熙三年(1664)九月初七，在杭州弼教坊慷慨就义。临牺牲前，张煌言有绝笔诗《入武林》，充分表现了他高尚的民族气节：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
　　后来，人们为纪念他，在原址修筑“张苍水墓”(今西湖南山路“花港公园”南面)，与“岳庙”、“于谦祠”并称为“西湖三墓”，供后人瞻仰。
　　每次拜谒“西湖三墓”，梁柏台总是感慨万千，他说：“张苍水就义时，引颈西望，发出‘好河山’的赞叹；岳飞临刑前，留下‘还我河山’的誓言。面对先贤，我们汗颜；大好河山，我们莫丢；传统美德，我辈莫负。”
　　万物的生长离不开环境土壤，人才的成长离不开“雨露”“阳光”。“西湖三雄”影响着梁柏台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五四”洗礼绽蓓蕾
　　赴杭求学，时遇风雷激荡的五四前夜；求学地点，又是被誉为“南方五四运动”的浙一师。可以这样说，杭州的经历，一师的学习，是梁柏台人生的转折点。
　　当时的一师已经有梁柏台等人组织成立的书刊贩卖部了，学生们看的都是《新青年》、《新潮》一类的报刊，“四大金刚”们在课堂上已经开始教学生用白话文写作。至于学生自治会，竟然把食堂都管理起来了，学生的伙食费不是交给总务科而是交给自治会。可见当时的一师，真的是按照经校长与时俱进的思想在办学。经校长还有一句名言，叫自有家酿，不食沽酒。大意是我一师的家酿，即种种改革，实在是与世界潮流同步的。(《一师风潮：一部大片的提纲》。)
　　梁柏台对自己要求极严，学习自我加压多多益善。1918年9月20日上午有两节国文课，梁柏台以为是作文，后来方知是说文，原来一师作文两星期才一次。梁柏台在日记中写道：“夫一月四星期，即一月两作也。一年而十二月，读书时间不及十月，一年之间所作之文，其有几希哉？古人所谓‘三多’(多读、多看、多作)，斯言何谓乎？为此非特不能有进，将退步之不暇矣。此种方法余甚不欢迎。”梁柏台认为“师范为专造教育人才”，“国文吾国之国粹也，个人之所不能少也，国文不佳，为教员时将何以教小学之学生哉。而己国之国粹不精，虽各科学甚善，将教小学学生，亦专教以科学而不教国文。如此相传数代后，将国粹尽丧矣。国粹丧国亦遂之而亡矣，如此情形其害岂可胜言哉。”由此他警告：“当西人灭人之国，先灭其文字。朝鲜之亡，印度、缅甸之灭，亦皆先灭其文字，复辙当在，其不可鉴乎？”(梁柏台：《浙江一师日记五则·八月十六日星期五》，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但是梁柏台又为自己的学校自豪，他不止一次地对进步的老师和民主的管理发出赞叹，“现在各报纸上的谕[舆]论，说敝校是全国中等学校排起来，要算是第一个位子。我们的校长，比作北京大学的蔡孑民，陈望道比作陈独秀，袁易比作胡适之，《校友十日刊》比作北大的《新青年》。”梁柏台：《信札·1919年11月9日给袁修昌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学生方面，无论什么东西，不受教员的干涉，也不受教员的指导，劳动社、书报贩卖社……以及自治会的组织，都是学生的自动。就是今年所开的运动会经过的情形，错[差]不多与学校无干，统出于学生的自动。”(梁柏台：《信札·1919年11月11日给何宝运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虽然主要战场在欧洲，但作为协约国的中国也属战胜国之一。教育部通知11月14日至16日放假三天以示庆贺，后北京政府通知11月28日至30日再放三天，而杭城提前于11月25日至27日举行庆典。梁柏台1918年12月给父母的信中描绘了杭州11月26日的庆典盛况：“提灯大会，学生数以万计。加之农工商界，街道拥挤难行，以旗下营则一望无际，唯有灯光诚盛事也。”但梁柏台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外人如此庆祝，而内讧未平，实可叹息也。”梁柏台：《信札·1918年12月给父母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他在给表弟丁宗华的信中更表达了自己的卓识远见：“吾中国冒协约之虚名，亦费浩大之黄金庆祝和平。试思内讧未灭，而徒庆人之和平，岂非可耻乎哉！今德国虽败亦不失为荣，协约虽胜，未免不考今日之条约为永远和平计。”(梁柏台：《信札·1918年11月22日给丁宗华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日历翻到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27个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陆征祥、顾维钧等5位代表参加会议。巴黎和会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三项提案，背信弃义，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5月4日下午二时，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以及工业、农业、医学、政法等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高呼“还我青岛”、“取消21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并火烧签订21条时的外交次长、卖国贼曹汝霖的家——赵家楼。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5月6日，北京大学的通电传到杭州。当晚，杭州之江大学学生，聚集在总讲堂举行紧急集会，与会学生纷纷发表演说，痛陈亡国在即，强烈要求严惩北京政府中的卖国官员，力主收回山东主权，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决定：通电北京政府和京校学生，声援爱国行动；联络在杭各校采取一致行动。7日，之江大学致电北京各校，表示愿为北京学生的后援。
　　五四狂潮席卷全国，也冲击着梁柏台。梁柏台虽然少有大志，胸怀天下，但来浙一师，当时的想法是毕业后回归故里教书育人娶妻生子，为教尽职为子尽孝为父尽力。届时，课堂上一袭长衫一杯清茶一支粉笔，假期里一顶笠帽一双草鞋一把农具，这样亦教亦农的日子风流潇洒舒心惬意。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当一个潇潇洒洒的教书匠和田舍郎。
　　但是新思潮的浸润，五四运动的洗礼，梁柏台开始舍弃“小我”，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爱国学生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终日“东奔西走，精神全注于国家，无暇及于功课。”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27日给袁镜寰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当然也有一些师生，错误地认为领土主权事关政府，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学习。梁柏台听后悲愤交加，觉得国家生死存亡还有人如此糊涂，他在1919年5月9日给老师的信中说：“夫学生在校不能干预国事，此是国家承平之秋。目今借款也，密约也，莫非少数军人及卖国贼之私见。小民不学，虽楚歌四逼，而尚不知祸之将至也。此时学生而不发扬其士气，为小民请命，则国家养士何为？此北京大学生之所以起也。”“不意卖国奴以亡国为义务，以日本人之得中国权利为尽忠，断送了吾中国之山东半岛，则和平返[反]不和平。若也，今日学生不起而争论，则中国亡矣。”他感叹，“嗟乎！吾侪何不幸之至，而生此危亡之中华民国。”他表示，“良心不死，俱愿效死战场。身可死山东半岛不可失，头可断而青岛不可去，励其心志，鼓其热血，得还我土地而后已。”(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9日给袁镜寰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5月12日上午，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余人，齐集在湖滨公众运动场，举行联合救国大会。

在梁柏台的影响下，革命的火种也在家乡的土地上的传播，新教育主义，思想要求新鲜，梁柏台把手头《新青年》 、《新教育》 、《教育潮》给同学乡同学们学习。梁岳生是梁柏台的 执友，自22年天台中学完成学业后，由梁柏台指引进了上海暨南大学，与柏台一起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后来正式入党后，组织派他去杭州陈训正身边工作，为组织收集情报工作。在清明节到来之际，纪念先烈梁柏台烈士等无名英雄为了革命事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