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彻底沉入这种文化大同世界之前，请让我们再仔细考察一下，当我们在说所有文化是平等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fate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讲文化平等的时候，最先想到的不是科学，不是法律，而是艺术。这说得好像我们会欣赏所有文化里的艺术一样，其实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件事（比如说非洲部落在脖子上套几个圈之类的）。但，我们为什么还想到首先想到艺术呢？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不同审美标准的对立中有什么逻辑错误，因而更容易实现宽容么？科拉科夫斯基说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一个欧洲人说所有文化是平等的，通常并不意味着，如果他因伪造纳税表被抓住，他愿意让自己的手被砍掉。在这种情况下，说：“这是外国的法律，我们必须尊重我们之外的传统”，本质上等于说：“如果它发生在我们这里，那是可怕的，但对于那些野蛮民族来说，那就是正当的。”

显然，在除了艺术之外的领域，譬如说法学领域（上面那个例子），这种所谓的平等和尊重大部分情况下其实就是一种蔑视。
在这里我们就遭遇到了文化平等主义，乃至多元主义的根本困境——在表面的平静和其乐融融之下，包含着无穷无尽的冲突。多元主义的提出者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当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引用古希腊诗人阿奇洛库斯的名言：“狐狸知道许多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来代指自己的价值多元论和传统价值一元论的区别。

上个世纪50年代，斯大林极权主义雄踞铁幕的另一端用压榨的手段统治着全世界半数人口，而德国的废墟上也还弥漫着一股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气味，在伯林的眼里，这就是传统价值一元论的后果：“这种信念要求个体为社会的自由牺牲自己......与任何别的信念相比，这种信念对个体在伟大历史理想的祭坛上被屠杀负有更大的责任。”面对马克思·韦伯去魅之后在现代社会中产生的“诸神之争”——即除了善和恶之间的冲突之外，还存在着不同的善、不同的合理的价值之间的冲突。如果选择用某一种善来引导人们，歌颂这种善的最高，都将会对现代人的自由构成威胁，极权主义的悲剧正是这样来的。
于是伯林提出了价值多元主义的核心论点：“在伟大的善当中，有一些是完全无法共存的。这是一个概念性的真理。我们注定要选择，而每一种选择都可能蕴含着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人们不可能拥有一切，所以选择成为了一种需要，为了一些价值而理性地选择牺牲另一些，这是现代人必然承受的代价。

只要流一次血，只要经历最初的悲剧，那么世界就会美好，这正是万能许愿机圣杯的原型。而奈须蘑菇对圣杯真相的揭露形成了对罗尔斯方案的深切嘲讽。根本没有救赎，根本不可能有救赎，我们始终都生活在悲剧中，生活在价值多元主义或者文化平等主义那其乐融融湖面下，暗流汹涌的悲剧中。
这种嘲讽的渊源根植于文章最初提到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对迦勒底魔术师的那种嘲讽里（也是一种反讽），作为非欧洲的地区，作为曾经被殖民统治的地区，我们从根子里就是欧洲某种意义上的野蛮人。罗尔斯-德沃金方案乃是一种法治而且是盎格鲁法系意义上的法治，正如知名纳粹法学家（也是欧洲最后一个公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在《宪法的守护者》里说的：“原则上，只有在一个将公领域整体都置于普通法院控制下的司法国里......”这种法治才是可以想象的。在日本这类先学德国后学美国（学美国可能是被迫）的国度里，这种法治是存疑的。

我们终于可以理解卫宫切嗣悲剧的深层含义了，卫宫切嗣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外狂徒，在他面临的困境里，没有法治，没有补救方案，正如当被殖民者抛弃殖民者所给与的一切（哲学、科学、艺术等等）之后，发现自己除了选择一无所有，除了牺牲还是牺牲。整个被殖民的民族，在剔除殖民者们所给与的礼物（gift，上帝也经常给人们gift）之后，除了精神和肉体上的牺牲，一无所有。
虚渊玄和奈须蘑菇借助卫宫家两代人之口怒吼着，咆哮着，控诉着，也梦想着——终有一日，一个日本人会通过梅林的接引进入不列颠之王那远离尘世的理想乡么？
FATE代表了acg发展史里一个极为重要的向度，唯有通过它，我们才能够把acg发展史与日本的历史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以此发现日本传统在现代中的保留形式。

不过，从一连串的怒吼中，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些偏狭和急不可耐，稍微显得没有风度。
迅哥儿的话总是很有风度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最后，我想起了儒勒·米什莱（JulesMichelet）英国史讲座的开场白：“先生们，英格兰是一个岛屿（Messieurs, l'Angleterre est une île）。”
先生们，日本是一个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