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雪飞舞
臣部覆准，本折百万之数，除山东之加派等项六十三万一千余两（631000余两），并漕粮十万石外，再补本色二十七万。此二十七万之价，止坐以复征青、登、莱海运免银一十一万七千六十一两（117061两），又复征邹腾妖乱银二万八千六百八十七两（28687两），共银一十四万五千七百四十八两（145748两），夫一十四万有奇之银，岂能运二十七万之本色，不过还其本色二十七万之名，权凑足百万之数，塞其无厌之求耳。
除…………外，再补……。
你就这么笃定我错了？

1、山东的定额起初是68万，到了天启七年只有63万，崇祯元年的时候，只有555751两。这个数字一直是调整，而且是向下的趋势，所以你这个理解是错的。所谓“虚悬无抵银四万有奇”，是指山东征收不足的部分，也就是63万中的四万，不是68万中的四万。
2、山东加派的63里面，不包括这145748两，你读一下原文，注意句式，我已经把句式特别点出来提醒你了。再说一次：除山东加派63万两+截漕10石外，再补本色二十七万。此二十七万之价，止坐以复征青、登、莱海运免银一十一万七千六十一两（117061两），又复征邹腾妖乱银二万八千六百八十七两（28687两），共银一十四万五千七百四十八两（145748两），夫一十四万有奇之银，岂能运二十七万之本色，不过还其本色二十七万之名，权凑足百万之数，塞其无厌之求耳。
看清楚，除63万两+10石外，再补27万石，此27万石，止坐以复征11.7万，又复征2.87万，共银14.58万。明白了没？63万两之外复征的，怎么会包括在63万里面呢？
3、复征的这145748两，折成本色27万石，是按当时带运的价格算给毛文龙的，算一下单价0.54两/石，按当时0.5-0.77两/石的带运银，并不算亏待毛文龙。
我已经点的这么明白了，看不清楚多读一次，谢谢。

加派新饷
原额地亩银五十五万五千七百四十九两九分七厘一毫二丝。
四十八年因登莱海运，免派一厘银，共九千八百六十二两二分九厘二毫五丝八忽（9862.02958两）。
天启元年，又登莱全免、青州免二厘银，共九万七千一百九十九两八钱一分二厘二毫八丝（97199.81228两）。
以上二项今因山东海运已停，照旧征解。
天启三年，又因邹腾鄣峄遭乱，免二年二万八千六百八十七两二钱五分五厘六毫五丝四忽（28687.255654两）。自天启四年为始，俱照原派额数征解。
卫所屯田六千四百二十七两八钱七分六厘（6427.876两）；
优免丁粮二万两（20000两）；
平粮仓谷一万五千一百八十七两（15187两）；
房产税契一万一千五百一十两（11510两）；
曲铺酌分一万两（10000两）；
河道总督二万一千两（21000两）；
巡按公费三千两（3000两）；
抽扣公食三万一千七百二十三两（31723两）；
马夫抵候六千四百两（6400两）。
以上每年共该解辽饷银六十八万九百九十六两九钱七分三厘一毫二丝（680996.97312两）。
前件查得，山左北倚神京，南通江浙，古称根本重地。自先年酷旱，父子相食，妖人之起徐鸿儒徐城略地，近邻泗之间，资产相争不决，而民又几变，乃正项即不能缺，又登莱加派仅免两年。妖乱后宽租之，诏仅及邹腾而他不得与。盖时事需饷不得不XX，是有司羡银余风未殄，而买米津门大为XX，至于钱粮所在，惟简明则弊少，惟直截则弊少，而山东压征头绪参差，前后躲闪，尤为弊薮。
《登莱巡抚孙国祯为天启七年粮运告竣荐举贤员事题本》
兵部呈
与兵科抄出：
钦差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分理征东军务、兼管粮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孙国桢谨题：“为七年解粮运完，荐举贤劳官员以支鼓舞事”。
照得，天启七年，登、莱、青三府额运并加运，共转输过解粮二十二万石，各府申报开洋日期，缘由除另具疏题外，该臣查，看得，登镇海运艰之唯各官拮据之劳痤，敕之天津粮则倍，而劳则过之。天津每于运事告竣，分别议叙。昨岁前抚臣李嵩甫报解运开洋一疏，比做天津事例，俟粮料运完，欲为三府劳事诸臣议叙荐举，业已奉有俞旨。今兹发运已完，其供事文武诸臣谨遵前旨，分别荐举以酬已往，以劝将来。统侯圣裁。
…………
以下内容略，本来想全部打字出来的，后面看了一下都是荐举人员名单，与我们的议题有关的，其实只有22万石这个数字，就不玩了。

@夏日雪飞舞
先承认一个错误，我把555751两当成整个辽饷，当时只是查一下数据直接发布，没有注意只是加派银。但是，辽饷中的杂项是每年调整的，这个说法不存在问题。
也就是说，加派额定是确定的，但是因为杂项不断的调整，所以各省的辽饷是变动的，不断调整的。比如《度支·新饷司.卷十一.覆督饷御史题杂项载入考成疏》，崇祯元年，山东杂项认定八万七千七百八十七两六钱（87787.6两）。与前面不管是《皇明世法录》中的68万两，还是本楼疏中63.1万两都有出入。这回这个数字是确定不会错了。
我们的分歧是，毕自严所说的，复征的145748两，是不是包含中63万两中。按你的意思，这63.1万中，已经有145748两，因为本来免掉的后来又正常征收了。所以这个数字等于做文字游戏，把145748两重算了一次，当成东江的粮银了。但是实际第二次是收不到的，所以等于没有。
但是我的意见是，除了征收63.1万，又征收了145748两。所谓“复征”，注意这个词，就是原来蠲免的，又不免征了，没收的还要收回来，所以称之为“复征”，也就是，除了63.1万两以外，还有145748两。这个数字的出处就在于你提供《皇明世法录》这两个图后面两张，我贴出来并粗略校对了一下。
注意后面有这么一句，“又登莱加派仅免两年”，也就是登莱免一厘加派的9862.02958两是两次，加上后面再免一次（97199.81228两），差不多就是青、登、莱海运免银（117061两）。再加上邹腾妖乱免征银，就是145748两。
再说一次，这145748两是原来免掉的，现在又要征收，也就是“复征”。
另外两个分歧，一是虚悬无抵银四万有奇，我认为是在63.1万两里面的，不是68万-63.1万的四万有奇。也就是说，算63.1万两的时候，要扣掉四万多两。
第二个分歧是新增的，我认为“登、莱、青三府额运并加运，共转输过解粮二十二万石”都算成运往东江的不对，这很容易理解，三府这里很明确除了额运，还有加运。或者这么说，除了运往东江的，还有三府之间往来运输，22万石要是都运往东江，那这三府的兵吃什么？对吧。
所以我最终的结论还是东江七年的粮饷，从户部来算的实数是：
63.1万两+145748两+10万石粮－20万登兵月饷－4万虚悬无抵银－4.75万天津运价－4.3万浙直官兵－10万皇赏－14711.1两沙唬船水手工食。另外，登兵节余18万也是被毛文龙拿走了，差不多是51万多银+10万石粮。这18万银+虚悬银4万计入督师480万两的次年开支计划中。
还有，皇赏银二十万，这是加以上百万粮饷，一共凑成“岁靡饷百二十万“这个说法的来源。那是另一场官司了。

@夏日雪飞舞
我差点都忘记了这还有一个功课没做呢，不好意思哈。
我不太明白你哪里来的结论，认为杂项自天启二年定制杂项银总额2292000两以后，就一直没有改变，直到崇祯元年毕自严的重新清查。
我以为，你可以说杂项在天启年间疏于管理，但是没有人予以增减则不妥。
虽然明朝末年新饷不断加派，实际征收额却在不断锐减。就新饷杂项而言，天启元年征收白银达 114.5 万余两（《明熹宗实录》，卷 17，天启元年十二月丙申，第 895 页），天启二年就骤减为 65.4 万余两（《明熹宗实录》，卷 29，天启二年十二月辛卯，第 1494 页）。
另外：
《石隐园藏稿》中的《清查辽左军饷疏》
以杂项论，天启二年原坐派银一百八十余万，而省直承认者，仅及其半。接年题留银二十七万三千二百两，毎岁所入杂项仅六十余万，加以新増盐课及铸息等项大约近三十万，合之犹不满九十万之数。总计加派新饷杂项，新饷仅得银三百九十万，此入额渐少之因也。
这其中的题留27.32万两，是杂项减项。新增盐课及铸息等项近30万，是增加项。
这怎么能说杂项一层不变的呢？
还有，《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一《题覆御史姜兆张条议疏》：“至潼关一路为秦晉要途，龙车一寨当秦楚要害，商贾辐辏货物鳞集孔道，便於营息榷税，易於取盈税课大使，额设已久历数十年，民不称厉。天启七年，偶缘崔魏擅权，市恩商贾致令潼关、咸阳、大庆、庆阳、凤翔、汉中、临洮、西安、三原之间一切报罢，而商贾熙攘之余，不用以佐国家之匮乏，亦大失筭矣。”
这是魏忠贤在杂项的关税中减项。
再来，
《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二，诰勑粤西照数起解辽饷疏
又查，粤西自天启三年至七年原任广西廵抚何士晉，节省搜括，共得三十万金抵解辽饷，而民间竟不知有加派之苦。此外尚设处常平军需七万一千五百以垂永利，是粤西虽称荒僻，而有人焉为之苦心经画，亦自能以开节之道，补风土之偏，多方补凑尽可以舒邻急，是在该抚加之意耳。
这是地方上对杂项的改革，相当于整个广西没有征收杂项税银。
所以，虽然我们一时找不到山东杂项银的增减，但是，不能认为山东的杂项征收就一直是不变的。
那14万多的复征银，确实已在天启四年复征了，但是，之前免除的没有征收啊，这个复征，就是征收之前免掉的，可能你没注意，我不得不重抄下来请你注意：
“又登莱加派仅免两年”，也就是登莱免一厘加派的9862.02958两是两次，加上后面再免一次（97199.81228两），差不多就是青、登、莱海运免银（117061两）。再加上邹腾妖乱免征银，就是145748两。
毛文龙在天启七年的本色，真没有37万之说。可能你没有注意到，在“十二当斩”中有一个罪名的陈述，叫做“专邀折色”，也就是毛文龙只要银子，不要太多的粮食，好拿着银子去做生意。在山东买布运往皮岛，至于卖给谁，只有天知道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提到崇祯元年的说法，这更没有问题了，因为天启七年的结算，就是崇祯元年进行的，包括本疏的时间，也是崇祯元年啊，甚至还是崇祯元年年未的奏疏。我可没有拿崇祯元年的数据，当成天启七年的数据来讨论的。这一点请你务必注意一下，谢谢。

奇怪，为什么我的楼层总是被屏蔽。
天启二年还是天启三年，我写的时候没去翻实录，是出错了。
“专邀折色”在《崇祯实录》：乃问文龙曰：『东江饷司自宁远输至，亦甚便；将军何专邀折色，召买登、莱也？且移镇、定营制、分旅顺东西约束、核饷诸事，业已申奏；将军执意不回，非冒饷欺君而何？』
另外，“岁靡饷百二十万”也是出自《崇祯实录》。
18万两是我说的，但是这是出现在本奏疏中的啊，你再倒回七楼看一下。除登兵已回登防汛，旧额饷银二十万又除虚悬银四万有奇，尚可余银一十八万六千二百八十八两（186288两），凑入督师四百八十万之额。
我说的话应该都有依据，也许不是出自此疏本身，而且我也不止就只阅读了《新饷司》，别的书我还是看的。可能记忆上有出入，但是因此被人扣上发明历史的帽子，还是令人很不舒服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去追究历史真实的数据，而你也有这个水平。如果只是不断的纠缠对方的错误，那不免落入俗套，你说我哪里错了，我说你哪里错了，最终还是没结果。我也没这个时间。
我的观点或者说结论如下：
1、杂项是会改变的。
2、山东杂项（或者说辽饷定额）虽然没有改变的史料，但是从之前68万，到后来毕自严说63.1万，估计是曾经改变过。
3、百二十万粮饷的说法，也是有依据的。毕自严算了100万粮饷以后，还有皇赏十万，另外十万也有数据，我得找找，好象《新饷司》就有，容后再发。
4、山东复征的，是之前免征掉的部分，免两年9862+免一年97199=约116923，这个两年《世法录》后面几句有，我已经样对出来了，在26楼。
5、虚悬无抵银，是包括在63.1万两中的，因为给了东江，毛文龙实际没有收到，可能是因为山东没有征收到位。所以才有凑入次年（实际应该是崇祯二年的480万两的计划）的说法。
6、二十万登兵节余的186288两，是20万已经给了东江，但是要从毛文龙（或者杜勋处）扣回，这笔钱也划拔给督师，计入次年的480万计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