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层所发的图，是敦煌322窟的北方多闻天王像。不少人一直认为天王造像的铠甲是臆想出来的，其实是知识面太窄造成的误解。例如上面这个天王像，大部分人上网看了一些远距的全身图，就会觉得天王身上穿的东西太花巧，所以定论是艺术品的绢甲，不再研究下去，这就是问题所在。对细节的深入研究的缺乏，以及知识面的狭窄，正是国甲复原遇到的最大问题。
实际上，当我找到上面这幅 322 窟的天王近距写真，唐代铠甲的一个未解的问题获得了解答。大家留意一下头盔的细节，凹凸起棱的盔面代表着什么？这是一个札甲盔啊。然后大家再留意一下护喉… 是不是和头盔的纹理一样？ 这代表什么？
这说明唐代的护喉设计沿用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及隋的构型，护喉是札甲制成，即所有唐代的各种实战型武士俑及各种造像上的护喉都是札制，而不少造像上美观豪华的护喉，是在外面缝制包裹了织物或皮革（连成一体），再施以金银丝线或涂上金银粉，给人一种整体金属的错觉。现时国内的复原，用了一体金属复制，是错的。
另一方面，唐代这种内部用札甲，外面用织物皮革，制成整体的一件铠甲部件的工艺，被大量使用在各种铠甲制作上，这些都能在大量的彩塑上看到。

敦煌322窟的天王像，是初唐所制，由于年代久远，现在已破损得非常严重，表层的绘画细节，已不能辨认得当，至少是，网上现时能找到的特写，清晰度及角度都不足，或许，亲身研究实物会有点惊喜吧。
总体上说，根据现有的不少资料和大量实物图片，我能够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敦煌的天王，大部分都穿着布面甲或板甲衣。这推翻了我的光要甲是板甲的假设，但却支持了东欧、西欧的历史学家及铠甲复原专家的观点，即布面甲是源于蒙古西征，而蒙古的布面甲承继自中国唐朝，布面甲在欧洲的普及，促成了板甲的出现。
以上的观点，必须要以田野考古的出土实物及相关论证来支持，否则，都是空话，以下我将会以不同的考古论文及实物图片作出阐述，具体的观点，会分成两个大类，分别是已实锤定音的已被证明的理论，以及尚待研究及考古证实的理论。

在正式进入论文探讨之前，首先大家把以下这几个问题想一下，
1. 什么是布面甲，它的定义是否只单纯是布或皮革制成的衣服内里铆上甲片？
2. 布面甲为什么会出现？古人已有鳞甲和札甲这两种能提供有效防护的铠甲，为什么还会发明布面甲，而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另外两个铠甲类型的什么问题？
3. 在考古发掘上，由于年代久远，多数被发现的铠甲实物上的有机质，如织物、皮革等，都已经完全腐败消失的情况下，仅仅凭借甲片，如何能区分其是布面甲？

要解答上面的3个问题，我们首先看一下札甲的甲片特征、编制方式和使用时的特点。
下面的图1，是古代欧洲的各种出土札甲片实例（包含少量鳞甲例子）。这些札甲片，不论形状大小，它们的特点都是四边或四角有开绳孔，文物出土时是最容易辨认的。
由于每块札甲片四边四角都能被绳扎固定（见图2），因此札甲被长矛刺击的时候，甲片不会翻转。另一方面，由于札甲的绳会外露，会有被割断的风险，所以解决办法就是甲片之间叠压，遮住半数或以上绳孔，另外，就是增加甲片上的孔数，扎更多不同走向的绳，割断一条，还有另一条做保险。以上这些，就是札甲片的特点。
札甲在使用时，大甲片的铠甲不如小甲片的灵活舒适；编制的方法上，采用悬挂式，较灵活，多用于四肢，身甲则可以用编法制成一大块即可。
总体上讲，札甲的防护很好，人穿上后移动较灵活，容易制作，但工作量不小，甲片越细长孔数越多，量更大。

至于鳞甲，它的甲片特征，编制方式和使用特点有以下这些。
下面图1，就是鳞甲的一般各种形态，特点就是甲片上的孔的位置只占甲片一半或更小的区域（图中最右的甲片，四边都有孔，实际上是拥有鳞片样子的札甲片）。
图2是鳞甲片编制的一种方式，横向编成一行，由于甲片上沒有留孔给甲片在纵向上下连接，所以甲片需要缝结或铆结在织物或皮革上。由于甲片只有单边固定，因此做成铠甲穿在身上，柔软，灵活性最高，如图3的绿色鳞甲穿着示范。但这种鳞甲的问题很大，因为甲片是上面的一行压下面的一行，甲片又只是在上面固定，如遇到长矛由下往上撩刺，甲片会被完全挑开，等于没有防护。
要部分解决这个问题，只能用图4的编制方法去令上下行间的甲片叠压，但这种方法只能一定程度上缓解甲片容易被向上挑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甲片的转动被限制了，铠甲的柔软度及灵活性也大幅下降。
相比札甲，鳞甲的防护力较差，但由于利用了织物或皮革衬底来固定甲片，甲片不是完全从四个方向固定，因此拥有相当的灵活性，制作上，鳞甲比较简单的，尤其是是铆接的，工作量会比札甲少。

上面介绍解释的两种铠甲，在考古上很容易辨认，甲片四角四边都有孔的就是札甲片，甲片一半区域或以下有孔的就是鳞甲片。
札甲算是四平八稳，防护好，除制作需要点技巧和时间，没什么太突出的缺点，要改进的话，没什么可改。
鳞甲就非常特别，它的特点鲜明，首先是制作工艺简单，再者就是能选择穿着灵活性极大的设计，但此时甲片就容易被上挑，丧失防护力，这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要改进鳞甲，最粗暴简单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它的表面覆盖一层厚实的织物或皮革，这样在受到长矛攻击时，甲片要被挑起就变得很难，这就是布面甲的源起。
布面甲的出现，实际上是为了解决鳞甲在结构上的先天不足而促成的解决方案。我国很早就有鳞甲，而且有不少需要在铠甲外面套衣服的情况（如不少权臣上朝会内穿铠甲防刺客等），因此悟出通过使用布面或革面去改进鳞甲，继而逐渐进化演变成布面甲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早期的布面甲片的外形会是和鳞甲类似，因此在考古上基本上很难区分，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因为铆钉不是必需的，这更加令其无法辨别。
由于布面甲有一层织物或皮革覆压在甲片上，甲片不会翻转，因此甲片需要被固定的面积会比鳞甲更小，只需全甲片的四分之一，即一只角，使布面甲更加柔软灵活。在这种情况下，布面甲的甲片特征就会变得非常容易辨认，假如有甲片出土，甲片上只有孔却无铆钉，只要所有的孔都分布在甲片的一角，这种就是布面甲的甲片，这是因为如果甲片上只有一角有孔，是无法以札甲或鳞甲形式合理地编制成铠甲的。
如果出土的甲片上有铆钉的话，这就基本上大概率一锤定音了，是布面甲。

现在，要探讨中国布面甲的起源，我们先回到蒙古军团在西征初期，是否拥有布面甲。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是的，而且是绝对，这个答案是基于俄罗斯在远东的大量田野考古论文，不是单一个案，因此有绝对权威性。
由于我本人不懂俄语，查阅俄罗斯的考古学术论文变得非常困难，再加上网上查阅论文是需要钱或者是大学里的帐号，所最终我只能在网上找到有限的 4 篇论文，但这些都很足够了，因为更多的论文或实物资料，国内的相关研究人员只要感兴趣，能随时联系俄罗斯那边的同行提供协助的。
在这里我引用的第一篇论文，还是Gorelik博士的那篇，之前已在蒙古西征初期的布面甲讨论一里提过，论文的俄文标题如下，各位可以剪贴上网查找，很容易就能找到原文阅读，
Горелик М. В. Ранний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доспех
论文名的中译为，《蒙古早期的铠甲》9世纪至14世纪上半叶。
在这篇论文里，Gorelik 博士用大部分笔墨解释描述了蒙古军团的各类铠甲的构造及外形，包括硬质铠甲（即札甲，罗圈甲等），软质铠甲（即皮甲，织物甲，布面甲等），链甲（即连环甲），头盔，马甲等。
对于布面甲，他引用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Friedrich Hohenstaufen（腓德列二世）在1241年和他的亲信的一封通信，在信中，Friedrich 提到蒙古人的衣服里缝有铁甲片，这就证明了蒙古军队装备有布面甲，而且是最早期的缝制甲片构型。
在Gorelik博士在这篇论文的图3里，对田野考古挖掘出来的各种早期蒙古布面甲的甲片作了展示，它们都是在贝加尔湖附近，靠近现在的外蒙古的地区挖掘出来的，是蒙古人的传统聚居地。以下就是图3的原图及俄文原配文，所有甲片的出土报告、断代论文及作者都能利用这些俄文原配文检索到，我还附上英文机翻，以便阅读。
在图里，甲片样本21被断代在13世纪，样本22被断代在13世纪上半叶，两个样本的甲片都带铆钉，肯定是布面甲了。有趣的是这两组甲片都带有札甲片常有的孔及分布形态，具体是为什么，可能的原因将会在后面引用的另一篇论文有论述。
样本23就是最有名的侧开襟布面甲了，断代是13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上半叶，没有铆钉，沒有铆钉，沒有铆钉，只有孔。（Gorelik博士的配图里，有铆钉的布面甲甲片，会附有侧面透视图，以便区分。样本23没有。）此甲的年份与元军进攻日本本土时间吻合。
样本16被定代为14世纪上半叶。
样本17的断代就非常厉害了，竟然是公元500至1000年之间的中段，即我国的盛唐及中唐。样本19的断代也是厉害，是9世纪至10世纪，是晚唐。对于样本17和19，Gorelik在论文中两次着重指出它们的铠甲形象就在敦煌中，而且着重指出布面甲源自中国唐代，读到这些我是非常高兴的，但我现时我还无法将这两种甲片在敦煌中的实例找出来，而且最遗憾的是Gorelik博士已经去世了，我们已没有向他直接请教的可能，十分可惜。
对于上面的这些田野考古发掘实物的断代，Gorelik博士没有任何异议，倒是样本18，他参与了断代，出土报告和断代论文想将其定为12世纪，但Gorelik博士认为甲片是14世纪才对，因为这种甲片的形状及铆钉的位置只在较后期的蒙古布面甲中经常出现，而且甲片上有烤蓝，他根据其它回野考古资料上的最早的烤蓝钢铁制品断代，得出甲片烤蓝只在13世纪之后才出现，因此最后定代甲片为14世纪。断代最初出现错误，是因为出土地点是个经常使用的墓地，会出现不同年代的古人被埋在同一地点的不同土层，因此单纯根据出土的其它物品断代会不准。基于这点，可以看出Gorelik博士非常严谨，不追求学术名利。

Gorelik 论文中插图3的俄文配文。
Рис. 3. Панцирные пласти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до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и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степей XIII – XIV вв.
1 – Оловянная III, погр. 1, Прибайкалье, середина I тыс.; 2 – Соцал, Прибайкалье, середина I тыс.; 3–5 – Сан Пао, Синьцзян, XII – XIII вв.; 6–? – Хара-Хото, XII – XIII вв.; 8–10 – Тангутское погребение № 8, XI – XII вв.; 11 – Шайгинское городище, XII в., Приамурье; 12 – Надеждин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 X – XI вв., Приамурье; 13, 14 – Кулешов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 раскоп V и погр. 87, IX – XI вв., Приамурье; 15– Афрасиаб, большая мечеть, XIII в.; 16 – Новотерское, Чечено-Ингушетия,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IV в.; 17 – Ломы I, погр. 1, середин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I тыс., Прибайкалье; 18 – могила у с. Зугулай, Прибайкалье, XIV в.; 19 – правобережье Енисея, Хакасия, IX – X вв.; 20 – Новокумак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 кург. 1, 1971 г.,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 середина XIV в., Оренбуржье; 21 – Олельково городище (?), XIII в., Киевс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узей; 22 – Чернова, кург. 12,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III в., Минусинская котловина; 23 – Абаза, р-н Абакана,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II – середина XIV в.

上面插图配文的英文机翻，
Fig. 3. Carapace shells of Central and East Asia of the pre-Mongol period and Eurasian steppes of the XIII - XIV centuries.
1 - Pewter III, burial. 1, Baikal region, middle of I thousand .; 2 - Sotsal, Baikal, middle I thousand; 3-5 - San Pao, Xinjiang, XII - XIII centuries; 6–? - Hara-Hoto, XII - XIII centuries; 8–10 - Tangut burial No. 8, XI – XII centuries; 11 - Shaiginsky settlement, XII century., Amur region; 12 - Nadezhdinsky burial ground, X - XI centuries., Amur region; 13, 14 - Kuleshov burial ground, excavation V and burial. 87, IX - XI centuries., Amur region; 15– Afrasiab, a large mosque, XIII century .; 16 - Novoterskoye, Chechen-Ingushetia, the first half of the XIV century; 17 - Loma I, burial. 1, the middle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st millennium, Baikal; 18 - the grave at the village. Zugulay, Baikal region, XIV century .; 19 - the right bank of the Yenisei, Khakassia, IX - X centuries; 20 - Novokumak burial ground, mound. 1, 1971, the first half - the middle of the XIV century., Orenburg region; 21 - Olelkovo settlement (?), XIII century., Kiev Historical Museum; 22 - Chernova, mound. 12,first half of the 13th century, Minusinsk depression; 23 - Abaza, rn Abaka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XIII - the middle of the XIV century.

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二篇论文，是Barkova L.L., Gorbunov V.V., Tishkin A. A. 三位合作写的。论文的俄文标题为，
Баркова Л. Л., Горбунов В. В., Тишкин А. А.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панцирные пластины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Алтая из коллекции П.К. Фролова
在这篇论文里，三位俄罗斯学者研究了历史学院里收藏的两组甲片，来自19世纪末，由当时的某政府官员在阿尔泰地区挖掘收藏。阿尔泰地区同样为蒙古族传统聚居地。
文中讨论的第一组甲片是札甲片，在此略过。第二组是是带铆钉的布面甲甲片，断代的结论是13世纪至14世纪，原因是这组甲片与哈卡斯共和国的Minusin盆地出土的甲片类似（已被两位学者分别断代，Sunchugashev, 1979. XX VII.-5, 7; Gorelick, 1983. S. 251）
这同样证明蒙古军团很早已有铆接布面甲。

论文四，是重点中的重点。上面引用的Gorelik博士的论文，田野考古的布面甲实物残片已有断代为12至13世纪实例，这绝对是在蒙古西征之前，因此布面甲是因蒙古人的西征而被带到西方。而论文四，是对Gorelik博士的研究作出了强有力的补充。
论文四是由 Butchers V.Y., Imenohohoev N.V. 这两位学者所写，论文名为，
Мясников В.Ю., Именохоев Н. В. Набор панцирных пластин из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с. Дунда-Киреть Бичурского район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Бурятия
这篇论文，论述了这两位学者对在布里亚特地区在田野考古里发掘的一大组布面甲片进行断代的依据及结论。由于布里亚特是蒙古族其中的一部，甲片的出土地点距离附近的村落非常遥远。根据当地的纪录，这个地方仅在13至14世纪间，短暂有人居住过，因此甲片被定代为13至14世纪。
然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组被发掘出来的甲片数量极多，锈蚀不严重能被辨认编号的甲片就有157件，另外还有一大堆不能归类的。这些甲片，琳琳种种，乌七八糟，没有很统一的标准，但却是应该属于同一套布里甲。甲片上既有孔，也有铆钉，而且孔的位置完全符合缝制型布面甲片的结构，即所有孔全部都在甲片的一角。至于铆钉打的位置就搞笑了，虽然有规律，却与甲片上的孔没有任何关系，有些铆钉是打在甲片没穿孔的部位，有些贴着孔打在旁边，有些铆钉直接穿孔而过。这是为什么呢？非常显然，原因就是这些甲片是回收其它旧的铠甲上拆下来的，重新打上铆钉再造一套甲，**利用。对于这点，其实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俄罗斯学者仍然非常非常地严谨，他们承认这是最合理的可能之一，没有一棍子打死，从侧面可以看出他们的论文可信度及含金量非常高。
下面会贴出大量这组甲片的图，大家一定会认同这组甲片是**回收后再利用的作品。
这篇论文带出几个重点，
1. 这组甲片被定代13至14世纪，因为它是**回收再造产品，既甲片的年代应该要再往前推，即甚至12世纪都有可能。
2. 甲片被回收再利用时，其本身已是缝制型布面甲（所有孔均在甲片的一角），因此缝制型布面甲是早期的布面甲常用制作方式，铆接型是后期的工艺。
3. 带孔甲片被回收打铆钉制作布面甲绝不是孤例，Gorelik 博士论文中甲片样本 16、21、22 均有可能是同样情况。
结论：布面甲是由蒙古西征带至欧洲，最后促成板甲的出现，同时，田野考古显示，布面甲极可能源自中国唐代。

纪念 Gorelik 博士，这是他本人及他画的所有蒙古布面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