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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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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2009-10-29 01:04回复
    余杰:“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 
    ——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2楼2009-10-29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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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戊戌诸先贤中,谭嗣同最具人格魅力。此魅力不仅在于其以身殉道的生命实践,亦在于其思想的超前性和锋利性,梁启超曾如此评价谭嗣同之《仁学》:“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 。有人用“激进”一词来概括谭嗣同在《仁学》及其诗文中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有意思的是,如今“激进”已经成为一种带有贬义的评价,某些故作中庸者动辄批评“激进派”在历史转型时刻“坏事”,却罔顾那些所谓的“激进者”所处的历史情境。以谭嗣同所处之清末而论,乃如刘鹗所云“棋局已残,吾人将老”,作为“铁屋子”中的先知先觉者,谭嗣同非得“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可。因此,与其说谭嗣同的思想“激进”,不如用他自己的话来界定——他是在“冲决网罗”。面对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重重网罗,谭嗣同曾立誓云:“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辞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因此,钱穆认为:“《仁学》宗旨,在于冲决网罗。” 殷海光也如此评说谭嗣同之生命与学:“谭嗣同是近代中国解放思想的一个典型。他的思想不太成熟。词意之间充满悲怆凄厉的气氛;又有一股湖南辣子味冲鼻而来。他的壮烈事迹托起他不太成熟的思想摄入注意。自谭嗣同以来,烈士们是拿热血论证的。这是中国近代史为什么与英国近代史不同的基本原因之一。谭嗣同最富于激动力的思想是他的‘冲决网罗’主义。” 这种“冲决网罗”的精神,乃是思想先驱所必备之素质。


      3楼2009-10-29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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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嗣同发现了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在于“秦制”二字之中。在谭嗣同看来,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既是一种政治传统,又是一种文化传统。作为政治传统,它表现为“两千年皆秦制”,而“秦制”的核心是君权的神圣化;作为文化传统,它表现为“儒表法里”的文化结构,“三纲五常”使得士大夫和民众长期以来甘心为奴。此一互相纠葛、互相支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建构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之社会格局,亦主宰着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于是,“秦始皇”与“孟姜女”的对立便贯穿于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至今,此种传统仍笼罩在中国人头上,谭嗣同的批判仍具鲜活之生命力。此为谭氏之幸运,抑或不幸?


        5楼2009-10-29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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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经过秦始皇的阐释,规定了以下三种不可质疑的价值:皇权来自于神授,皇权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无限的,皇权也是完美无缺的。对此,谭嗣同分析说,正是由于君主垄断了祭天之权,使得其权力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亦使得民众堕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此一仪式巩固了权力一元化的格局:“中国自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下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 这样,“公义”便掌握在此世的君王手中,而不掌握在彼世的“上帝”手中。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于基督教教会的精神与权力体系,能够对君权进行有效的制约与均衡。西方的君主虽然也曾号称“朕即国家”,但其世俗权力却需要获得宗教领袖的承认。


          10楼2009-10-29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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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西方的君王不能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而必须由教皇或大主教为之“中转”。同时,教皇还通过“授衣权”控制教会,使之不受君王的染指。此为中西政治文明之根本差异。在中世纪,德皇亨利四世曾经挑战教皇的“授衣权”,为三位主教行了授衣礼,之后召开主教会议,宣称不再尊贵格利七世为教皇。


            11楼2009-10-29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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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皇贵格利七世则宣布革除亨利四世之教籍,“褫夺皇帝亨利四世在整个德国及意大利的主(百度)权,禁止任何人尊他为王”。德皇受到巨大的压力,势力强大的贵族召开会议,全体都希望亨利降卑。会议决定:在一年之内,如果教皇没有取消将亨利革除教籍的宣判,那么亨利将失去王位。此时,亨利处境危急。为了保住王位,他不得不冒着严寒,穿越阿尔卑斯山,亲自前往教皇居住的城堡行补赎礼。亨利穿着悔罪者粗糙的毛织长袍,光头赤足站在雪地上,整整三天方得进入教皇的房间,获得其赦免。


              12楼2009-10-29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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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王约翰也曾被教皇依诺森开除教籍。面对失去王位的危险,他不得不向教皇屈服,恳求“重新成为神与罗马教会的臣属”。获得原谅之后,英王约翰随即将自己的皇冠及权杖交给教皇的代表鲁道夫,由其保管五天之后再交还,以示教皇至高无上之权威。 此种情境绝对不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中出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君王在将君权神圣化之后,其权力则是一元的,君王可随心所欲地拓展版图、控制人心,也可毫无愧色地虐待臣民,而臣民究竟是“忠臣”还是“叛徒”,仅只在君王一念之间。虽然诸多开国之君本人其实来自于叛逆,但在暴动成功、建立王朝之后,他们立即与“帝天”建立神秘联系,一跃变为上天在人间秩序的惟一代表者。


                13楼2009-10-29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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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权神圣化的模式在中国政治史上定格之后,造成极其严重之后果。


                  14楼2009-10-29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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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果之一,皇帝本人成为权力的源泉,朝廷在政权的运用上,最后的决定权乃操在皇帝一人手上。皇帝的权力没有任何立法的根据及具体的制度可以加以限制。徐复观指出:“秦政的性格,已客观化而为专制政治制度,于是秦政个人的性格,也即是专制政治制度自身的性格。在此制度之下,纵使皇帝不似秦一样的刚戾自用,但由此制度必然产生的外戚、宦官、权臣,也必刚戾自用。因为顺着此一机构活动的自然结果,只能如此。” 在整个政治系统之中,君王个人的品格并不占有决定性地位。嬴政与秦制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嬴政个人的性格影响了秦政,秦政则对后世君王的隐形人格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历代士大夫关于“明君”与“昏君”的辨析其实意义皆不大,“明君”与“昏君”的差异仅在五十步笑一百步之间。既然“君权神授”,中层并无贵族阶级的制约,士大夫的监察亦无制度保障,仅凭“良知”激励,只能在极少数时刻有效,于是皇权不断膨胀,皇帝本人成为暴政的代表,“这套官制机构的总发动机,不在官制的自身,而实操之于皇帝一人之手。皇帝一念之差,及其见闻知识的限制,便可使整个机构的活动为之狂乱。而在尊无与上,富无与敌的环境中,不可能教养出一个好皇帝。所以在一人专制之下,天下的‘治’都是偶然的,‘乱’倒是当然的。” 既然“明君”与“昏君”的区别无甚意义,那么“治世”与“乱世”也无根本的差别。“治世”成了“非常态”,“乱世”倒成了“常态”。


                    15楼2009-10-29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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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果之二,在绝对王权的笼罩下,民众和士大夫皆失去了自由迁徙的权利,失去了上古时代之“任侠”精神,失去了经济上的自足性,皆成为彻头彻尾的奴隶。全国除君王之外,没有一个人具有独立人格,形成了一人为主,其他均为奴仆的局面。若不破除君王与上天之间的神秘关系,民众将永无自由之日,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因为一切人民,皆处于服从之地位,不允许在皇帝支配之外,保有独立乃至反(百度)抗的社会势力。” 统治者大力推行愚(百度)民政策,将民众置于贫困和愚昧的境地,反过来它又为自己制造了最好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既然专制者肆意虐民,民亦冷漠待之,民众不会将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无惑乎君主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而犬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民既摈斥于国外,又安得少有爱国之忱。” 这种状况使得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迟迟不能在中国出现。在鸦(百度)片战争当中,广东的大多数民众只是将其看作“皇帝与洋人的战争”,他们不愿为这个皇帝“家天下”的国家作战,而更愿意充当事不关己的旁观者。


                      16楼2009-10-29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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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毓生在概括谭嗣同的思想时指出:“谭嗣同的思想取向,虽然也有一些功效性的考虑,但基本上则是强调融通、奋进、民胞物与的普遍性道德、宗教意识,其中包括儒家、墨家、道家与佛教的成分,以及他所理解的当时西方科学界流行的‘以太’观念。这些糅合在一起的成分,在他所理解的西方文明的冲激之下,突破了传统的藩篱而转化成为一个激烈的反礼教的内在动力(谭氏称之谓:‘仁学’)”。


                        18楼2009-10-29 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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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礼教”确实是谭嗣同思想的一大趋向,亦是其最有学术创建和道德勇气的地方。


                          19楼2009-10-29 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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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在清理此思想脉络时指出:“如果说,谭嗣同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愤怒斥骂,对民(百度)主君仆关系的简明阐述,主要是博取了从墨子、黄宗羲到郑观应、宋恕、康有为、严复等人之所长汇集而成,那么,他对三纲的批判,则是在吸取前人或他人营养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此一维度上,谭嗣同远远超越了维新一代知识分子而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并肩。


                            20楼2009-10-29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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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三纲是礼教的基础,是金科玉律,无人敢碰,包括黄宗羲、唐甄等激烈反对专制主义的思想家,也没有从整体上攻击过三纲。在近代,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到王韬、郑观应,也没有一个人全面地否定过三纲。相反,多是对其加以辩护甚至颂扬,说它“至明至备”,万不能变,“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需自此基。” 与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论说相反,谭嗣同直截了当地否定了三纲的合理性,从而将近代思想启蒙推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如钱穆所云:“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


                              21楼2009-10-29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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