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二千年前，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就已经能够根据思想道德行为表现，较为准确预知个人的吉凶祸福程度和国家自然灾害的轻重趋势了。
《尹文子》中告诉说：“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宝。’是道治者，谓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善人之与不善人，名分日离，不待审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故穷则徼终，徼终则反始。始终相袭，无穷极也。”

《尹文子》只用寥寥数语，短短的几句话就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首先告诉人们，划分“善人”、“不善人、“恶人”的唯一标准，那就是能否治之以道。依照天道规律来治理自身和治理国家的人，被称为“善人”；依据名家、法家、儒家、墨家的仁爱礼智信忠孝节义来修养身心和治理国家的人，被称为“不善人”；脱离了道德，又脱离了仁义而只以满足私欲嗜好来养身、治国的人，便是“恶人”。
《易经》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积恶之人必然灭亡，所以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善人”、“不善人”、“恶人”，不是生来就注定的，而是在后天的思想教育和社会环境熏染下逐渐形成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其次告诉人们兴亡的原因和过程，也就是治身（养生）与治国得道至离道而抛弃道德仁义的全过程。兴衰存亡的过程，也就是由“善人”——“不善人”——“恶人”的逐渐转化过程。
思想观念的转变，直接导致行为的改变。从行为来看，就是从私欲嗜好很少、思想简单纯朴地遵循道德行事开始，在世俗观念里逐渐熏染变化为私心嗜欲增多而改为按照仁义礼智行事，当又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私欲嗜好时，就逐渐又抛弃了仁义礼智，变成了不择手段、无法不用而只为满足欲壑难填的私欲，却永远也满足不了的恶人。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久便会被其督冥冥、万物之所从生的道拉回重塑，返回本质而灭亡。
兴亡的过程，也就是由天地人神一齐佑助的善人，到离道离德的不善人，直至抛弃仁义礼智而被天地人神灭亡的恶人的表演全过程。这也就是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于一国的一个兴亡周期。

最后告诉改变周期律、挽救自己灭亡命运的方法，是唯有用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改变周期律的方法如此，挽救自己灭亡的方法也唯有如此。
怎样用道？《太公六韬》中通俗解释说：“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这就是说，能够顺应天地自然规律和人民意愿，组织人民共同生产财富获得利益，并让人民共同享受而没有贫富差距。
这样治理的人，就是“大道治者”。因为用道治理能够使“天下归之”，而人心齐泰山移，所以能出现“无为而自治”的天下大治局面。

因此，《吕氏春秋·恃君》中指出：“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於群也，君道立也。”
这就是说，人类的发展，是依靠首领君王以“相与利之”的思想观念去领导，利用集体主义力量才战胜了一切自然灾害发展壮大起来的。过去如此，将来永远也如此。
当前，在全世界面临着瘟疫、气候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怎样挽救人类的命运？

如何照马克龙讲的“消除贫富差距的经济”结束“现代资本主义”？那就要结合自己的实际。
对于学习国外、古人的进步思想理论和经验必须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不能照搬硬套。在这方面，伟大领袖和禅宗六祖已给中华民族树立了光辉榜样，给有志之人留下了许多事半功倍的实践经验。
例如，伟大领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先生，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例如，禅宗六祖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具体怎样实践马克龙所说的“消除贫富差距的经济”而结束“现代资本主义”——“道用则无为而自治”，以“弥补气候变化”、“走出疫情”，而解决所有难题？
《庄子》早已告诉了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彀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
从不久以前的初步基本实践证明，这个方法是很有效果的。如果再进一步加以完善，那一定就是最简便易行、最有效果的无为而自治的人类自我管理方法。

从上面《庄子》的话可以知道，兴与亡的根本原因，是完全取决于思想观念指导下的行为表现。
所以，外国的一位哲人说：“播种一种思想（观念），收获一种行为；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
这就是说，思想观念决定了行为表现，长期的行为表现养成了习惯，习惯形成了性格，性格决定了福祸多少、成功与否、兴衰存亡的命运。所以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归根结底是思想观念决定了命运。
因此，古人根据国、家、团体、个人的思想观念行为表现，就能较为准确预测出将来的祸福大小多少和成败兴亡的趋势命运。

《太平经》中说：“昔之天地与今天地，有始有终，同无异矣。初善后恶，中间兴衰，一成一败。阳九百六，六九乃周，周则大坏。天地混齑，人物糜溃。唯积善者免之，长为种民。”
“今天地开辟，淳风稍远，皇平气隐，灾厉横流。上皇之后，三五以来，兵疫水火，更互竞兴，皆由亿兆，心邪形伪，破坏五德，争任六情，肆凶逞暴，更相侵凌，尊卑长少，贵贱乱离。致二仪失序，七曜违经，三才变异，妖讹纷纶。神鬼交伤，人物凋丧，眚祸荐至，不悟不悛，万毒恣行，不可胜数。大恶有四：兵、病、水、火。阳九一周，阴孤盛则水溢。百六一匝，阳偏兴则火起。自尧以前，不复须述。从唐以后，今略陈之。宜谛忆识，急营防避。尧水之后，汤火为灾，此后遍地小小水火，罪重随招，非大阳九大百六也。大九六中，必有大小甲申。甲申为期，鬼对人也。灾有重轻，罪福厚薄，年地既异，推移不同。中人之中，依期自至。中之上下，可上可下，上下进退，升降无定。为恶则促，为善则延。未能精进，不能得道。正可申期，随功多少。是以百六阳九，或先或后，常数大历，准拟浅深。计唐时丁亥后，又四十有六。前后中间，甲申之岁，是小甲申，兵病及火，更互为灾，未大水也。小水遍冲，年地稍甚。又五十五，丁亥，前后中间，有甲申之年。是大甲申三灾俱行，又大水荡之也。凡大小甲申之至也，除凶民，度善人。善人为种民，凶民为混齑。未至少时，众妖纵横互起，疫毒冲其上，兵火绕其下，洪水出无定方，凶恶以次沉没。此时十五年中，远至三十年内，岁灾剧，贤圣隐沦。”
可以看出，世间自然灾害的发生，与世人的善恶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为了“除凶民，度善人。善人为种民，凶民为混齑”。如果世人执迷不悟、怙恶不悛，“此时十五年中，远至三十年内，岁灾剧”。

所以，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恒无名，朴虽小，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雨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

《通玄真经》中说：
“至德之世，贾便其市，农乐其野，大夫安其职，处士修其道，人民乐其业。是以风雨不毁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图，洛出书。
及世之衰也，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刑谏者，杀贤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动不息，野无百蔬”；“衰世之主，钻山石，挈金玉，擿砻蜃，消铜铁，而万物不滋。刳胎焚郊，覆巢毁卵，凤凰不翔，麒麟不游。构木为台，焚林而畋，竭泽而渔，积壤而丘处，掘地而井饮，濬川而为池，筑城而为固，拘兽以为畜，则阴阳缪戾，四时失序，雷霆毁折，雹霜为害，万物焦夭，处於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绝而不流，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计人众寡，使有分数，设机械险阻以为备，制服色等，异贵贱，差贤不肖，行赏罚，则兵革起而忿争生，虐杀不辜，诛罚无罪，於是兴矣。”

自然灾害的发生为什么与世人的善恶紧密相连？
因为：“天有四时、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节。天有风雨寒暑，人有取与喜怒。胆为云，肺为气，脾为风，肾为雨，肝为雷。人与天地相类，而心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日月失行，薄蚀无光。风雨非时，毁折生灾。五星失行，州国受其殃。”
这说的，就是天与人为什么能够相互感应的原因。

所以，《通玄真经》中说：“古之为君者，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仁义，薄行之谓之礼智，此六者，国家之纲维也，深行之则厚得福，浅行之则薄得福，尽行之天下服。”
“道用则无为而自治”，优哉游哉，不需操心费力，而天下大治，如此天大功德，岂能不福泽深厚吉庆绵长？
不把道作为护身、护家、护国“之宝”而“离道”，焉能不衰败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