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森的艺术好吗?好。可是市场呢?杨宝森玩意好而不上座的原因，难道不值得挖掘吗?
他最大的问题出在从艺理念上,余叔岩那种保守的从艺理念对他荼毒太深,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拓宽戏路,不必限于悲情剧的表演范畴。《问樵闹府》《乌龙院》《盗宗卷》等戏，他都较为擅长。而且据看过他现场的老戏迷说,杨宝森《桑园寄子》等衰派戏,"做功堪称一绝"。可是50年代中后期,他贴这些戏的次越来越少。《乌龙院》一戏更是因为余氏说"文气过重者不可演”在解放后便罢演。他舍弃了这些剧目的研究时间,转而将毕心血投入到悲剧之中。这种做法对其市场上座的影响,并不在小。
谁会一直看悲剧吗？
悲剧给人的心灵震撼是强悍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必须承认,观着悲剧所要调动的严肃的脑力思考和肃穆的观剧氛围与观看喜剧时观众受到简单神经刺激所获得的快感相比,显然观众也好,戏迷也罢，往往会选择后者。大多数人来听戏是为了消遣娱乐,谁会自愿给心中增加愁绪呢?何况杨宝森拿《伍子胥》《失空斩》、《碰碑》等悲情戏作为营业戏,长年累月地贴。观众即使再喜欢你,也容易审美疲劳,吃不消。因此,戏路有限也是杨宝森不上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此外,杨宝森是把一生精力都投入到唱腔打磨中,对身段,做功等表演方面的东西一直都是处于忽视状态的。即使你的唱功再好,但舍弃了表演这一塑造人物的重要途径,演员的舞台表现力便大大削弱了。这样的艺术,并不能称之为全面。
除了上述三点原因之外,班底不整齐、配演不给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杨宝森不是一辈子都没红过。他50年赴香港和张君秋、王泉奎等人合作，连演17场,场场爆满,属实是杨宝森人生中的高光时刻。然而当他回到北京自己组班演出的时候，配演却用的谢虹雯、哈宝山这样的演员。即使他自身戏码过硬,这样的班底组合也会给上座率带来影响的。
以上来看，杨宝森所秉持的从艺理念、戏路范畴、表演能力、班底实力等因素，都是很难使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的。然而杨宝森面对这样的困境，就一点应变策略和方式都没有吗?
答案是否定的。诚然，杨宝森对市场的调动能力在同辈同水平演员中是比较弱的,但他当初能被评为四大须生"之一,肯定不止是唱腔平正醇厚，是有一定市场号召力的。杨宝森是一个很聪明,善于吸收他人长处的演员,他的《伍子胥》一戏便是在吸收了汪派特点的基础上,又加以自身不断的打磨而形成的。从1942年杨宝森首次推出全本《伍子胥》,直到今天仍被传唱不息。这不正说明了杨宝森的东西是有生命力的吗?由此也可以看出,杨宝森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一直排斥市场,一生不曲意迎念,他是有一定商业头脑的。我们现在要挖掘的，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根源,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运气不好,是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
我虽然认为杨宝森是个相对保守的旧艺人,不能顺应时代发展和历史潮流大势所趋,但杨宝森却能让我很感动。
你想,他这辈子都是个悲剧。当他在演唱人物时,也不自觉地将自身悲情倾吐其中。因比他的《伍子胥》不再激昂悲壮,而是苦苦哀诉、悲伤凄凉。由此他找到了一个沟通点，实现了古人与今人跨越时空的心灵交流。这,正是打动我的共鸣点。
杨宝森的艺术和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他这个人很大的特点就是随和。即使他本人不言不语，闷头闷脑,他不是剑走偏锋、极端的怪人。儿女们回忆父亲待人和善，从不发脾气，经常往班里倒贴钱，即使他人的错误危害到自己的利益，也一声不吭。你去看赵慧秋、黄金陆等人的回忆录，从来都是写杨先生给我讲什么，没有一点好为人师的样子，都是很恳切的建议和指导。黄正勤说他去接杨宝森演出时，杨宝森打横而坐，如沐春风，对艺术侃侃而谈。这样一个人，他唱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温的，有人情味的。
杨宝森是个外冷内热的人。他虽然一生都困在如自己所演剧目一样悲剧的束缚中,但他内心有一种历尽打击后深沉的热忱。当你发现这苍凉的唱腔中有这样真挚、滚烫的东西,怎不叫人热泪盈眶呢?
咱们都说杨宝森苦啊,可我听他47年到50年的实况录音，他嗓子并不苦,甚至给人一种甘洌的感觉。是的，很甘洌、很通透。有时我正感慨他的命运,但一听到《大登殿》"长安城内把兵点,薛平贵也有今日天"时,思绪便随着他的唱,飞到云外天边了。
他实际上也是个苦里带甜的人。
他最大的问题出在从艺理念上,余叔岩那种保守的从艺理念对他荼毒太深,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拓宽戏路,不必限于悲情剧的表演范畴。《问樵闹府》《乌龙院》《盗宗卷》等戏，他都较为擅长。而且据看过他现场的老戏迷说,杨宝森《桑园寄子》等衰派戏,"做功堪称一绝"。可是50年代中后期,他贴这些戏的次越来越少。《乌龙院》一戏更是因为余氏说"文气过重者不可演”在解放后便罢演。他舍弃了这些剧目的研究时间,转而将毕心血投入到悲剧之中。这种做法对其市场上座的影响,并不在小。
谁会一直看悲剧吗？
悲剧给人的心灵震撼是强悍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必须承认,观着悲剧所要调动的严肃的脑力思考和肃穆的观剧氛围与观看喜剧时观众受到简单神经刺激所获得的快感相比,显然观众也好,戏迷也罢，往往会选择后者。大多数人来听戏是为了消遣娱乐,谁会自愿给心中增加愁绪呢?何况杨宝森拿《伍子胥》《失空斩》、《碰碑》等悲情戏作为营业戏,长年累月地贴。观众即使再喜欢你,也容易审美疲劳,吃不消。因此,戏路有限也是杨宝森不上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此外,杨宝森是把一生精力都投入到唱腔打磨中,对身段,做功等表演方面的东西一直都是处于忽视状态的。即使你的唱功再好,但舍弃了表演这一塑造人物的重要途径,演员的舞台表现力便大大削弱了。这样的艺术,并不能称之为全面。
除了上述三点原因之外,班底不整齐、配演不给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杨宝森不是一辈子都没红过。他50年赴香港和张君秋、王泉奎等人合作，连演17场,场场爆满,属实是杨宝森人生中的高光时刻。然而当他回到北京自己组班演出的时候，配演却用的谢虹雯、哈宝山这样的演员。即使他自身戏码过硬,这样的班底组合也会给上座率带来影响的。
以上来看，杨宝森所秉持的从艺理念、戏路范畴、表演能力、班底实力等因素，都是很难使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的。然而杨宝森面对这样的困境，就一点应变策略和方式都没有吗?
答案是否定的。诚然，杨宝森对市场的调动能力在同辈同水平演员中是比较弱的,但他当初能被评为四大须生"之一,肯定不止是唱腔平正醇厚，是有一定市场号召力的。杨宝森是一个很聪明,善于吸收他人长处的演员,他的《伍子胥》一戏便是在吸收了汪派特点的基础上,又加以自身不断的打磨而形成的。从1942年杨宝森首次推出全本《伍子胥》,直到今天仍被传唱不息。这不正说明了杨宝森的东西是有生命力的吗?由此也可以看出,杨宝森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一直排斥市场,一生不曲意迎念,他是有一定商业头脑的。我们现在要挖掘的，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根源,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运气不好,是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
我虽然认为杨宝森是个相对保守的旧艺人,不能顺应时代发展和历史潮流大势所趋,但杨宝森却能让我很感动。
你想,他这辈子都是个悲剧。当他在演唱人物时,也不自觉地将自身悲情倾吐其中。因比他的《伍子胥》不再激昂悲壮,而是苦苦哀诉、悲伤凄凉。由此他找到了一个沟通点，实现了古人与今人跨越时空的心灵交流。这,正是打动我的共鸣点。
杨宝森的艺术和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他这个人很大的特点就是随和。即使他本人不言不语，闷头闷脑,他不是剑走偏锋、极端的怪人。儿女们回忆父亲待人和善，从不发脾气，经常往班里倒贴钱，即使他人的错误危害到自己的利益，也一声不吭。你去看赵慧秋、黄金陆等人的回忆录，从来都是写杨先生给我讲什么，没有一点好为人师的样子，都是很恳切的建议和指导。黄正勤说他去接杨宝森演出时，杨宝森打横而坐，如沐春风，对艺术侃侃而谈。这样一个人，他唱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温的，有人情味的。
杨宝森是个外冷内热的人。他虽然一生都困在如自己所演剧目一样悲剧的束缚中,但他内心有一种历尽打击后深沉的热忱。当你发现这苍凉的唱腔中有这样真挚、滚烫的东西,怎不叫人热泪盈眶呢?
咱们都说杨宝森苦啊,可我听他47年到50年的实况录音，他嗓子并不苦,甚至给人一种甘洌的感觉。是的，很甘洌、很通透。有时我正感慨他的命运,但一听到《大登殿》"长安城内把兵点,薛平贵也有今日天"时,思绪便随着他的唱,飞到云外天边了。
他实际上也是个苦里带甜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