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风与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通过这种“选择性指控”，有助于瓦解纣王集团，有助于把纣王置于众叛亲离的政治泥淖中。同时，由于纣王与各路诸侯、百官众臣之间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血缘或故旧的关系，如果扩大打击面，很可能造成非常复杂、甚至是无法收拾的局面。因此，武王比较恰当地把指控的对象，严格限制在纣王一个人身上。

武王作为“公诉人”，已经对纣王的犯罪事实进行了有效的指控。在场的听众，就相当于一个庞大的陪审团。他们的默许与认同，就相当于陪审团对纣王作出了有罪判决，这正是武王所需要的结果。于是，武王摇身一变，从公诉人变成了惩罚犯罪的执行人。他要求各路诸侯跟随他一起，去执行对于纣王的惩罚。

武王伐纣虽然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革命行动，但是，在它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个先例，那就是商汤伐桀。如果我的伐纣行为有问题，那么，商汤伐夏桀的行为也有问题，殷商政权的来历就没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反之，如果商汤伐夏桀可以成立，具有正当性，那么，我的伐纣行为也就是正当的。

《牧誓》中的“牧”，是指牧野，它位于商都的南郊。“武成”，意为“武功已成”，指周武王成功地灭掉了殷商王朝，在武功方面已经获得了全面的胜利。武王的讲话，从自己最早的祖先说起：先王建立邦国、开疆拓土。后来，文王的祖父为王事奠基，文王的父亲为王事效劳，文王本人接受天命，安抚四方，可惜大业未成而中道崩殂。我姬发继承文王的遗愿，禀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发起牧野之战，一举灭了殷商。从此天下大安，万民心悦诚服。

在现代语境下，“洪范”其实就是指建构文明秩序的根本准则或基本原则。从形式上看，《洪范》中的主角是殷商遗老箕子；《洪范》主要反映了箕子的个人见解，是武王提问、箕子回答的记录。

1645年（清顺治二年）5月，朱聿键前往两千多里外的广西。这天走到杭州，稍事歇息。就在他淹留杭州的日子里，清军进至南京城，此时仍有26万军队的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没做抵抗，开城投降。
潞王朱常淓于杭州即位。几天后清军杀至杭州，朱常淓也献城投降。于是南安伯郑芝龙、巡抚都御史张肯堂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商议奉朱聿键为监国，三次上疏，皆被聿键拒绝。

镇江总兵官郑鸿逵至杭州，护送朱聿键前往福建。1645年6月17日，朱聿键行至浙江衢州，在检阅军队时发布誓词，表示将亲提六师恢复中原。间接表明他已接受监国重任。二十天后，朱聿键于福州正式称帝，改元隆武，改福建布政司称福京，改福州为天兴府，建社稷及唐国宗庙。朱聿键称帝后，封弟朱聿锷为唐王。

明朝遗老竭力推举朱聿键当皇帝的重要原因，除了看准他的人才之外，还看上了他的封地在南阳。南阳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是汉室重兴的风水宝地。他们想让朱聿键承奉天意，做一个明朝的“光武帝”，复兴大明。

朱聿键的军队一度打到南阳的邓县和内乡，距他的故国唐王府仅百里之遥。即位五个月后，朱聿键即下诏亲征。他带领数千南明部队从福州抵达延平（今福建南平），准备去收复湖南。可是他的军事主官郑芝龙早已暗中与清兵约降，福建各关隘守军尽撤。清兵如洪水猛泄，围住了延平城。

1646年（隆武二年）8月27日，朱聿键逃出延平，准备取道汀州去江西。如此危难紧急关头，隆武帝仍然“载书十车以行”，边逃边读，边读边逃。到汀州城外时被清军追上。
他带着曾皇后和随驾的周之藩等人躲入关帝庙。清兵在门外厉声喝叫：“谁是隆武？”周之藩挺身出庙呼曰：“吾乃大明皇帝也！”清兵观其气象，怀疑他不是隆武帝，即进庙搜查，只见后门洞开，庙内空无一人。

朱聿键和曾皇后从后门逃入汀州城内。第二天凌晨，清军前锋统领努山命令几百个兵士穿上明军服装，打着明军旗号，直奔城门。汀州守军以为是败退下来的明军，打开城门。清军一拥而入，俘获了隆武帝和曾皇后。曾皇后赴水死，朱聿键自缢于囚所内。享年44岁。

1646年11月5日，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同广东布政使顾元镜在广州奉朱聿键之弟朱聿鐭称帝，改元绍武。12月15日，清军攻占广州，朱聿鐭被俘。清军优待以酒食，朱聿鐭说：“我若饮尔一勺水，便无脸见先人！”绝食而死。

接下来是桂王朱由榔称帝，史称南明永历帝。永历帝给朱聿键上庙号绍宗，给朱聿鐭上庙号曰文宗。1646年11月18日，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登基。七天后，江西赣州失守，消息传到肇庆，清兵还在千里之外，朱由榔即仓皇而逃。之后他也基本上没打过仗，总是逃，一直逃到缅甸，被史家讥刺为逃跑皇帝。

另一个在绍兴监国的鲁王朱以海，虽与清军做过抵抗，但最后亦流亡海上，病死于舟山。南明六个皇帝（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鐭、桂王朱由榔），其中两个皇帝投降，两个皇帝逃跑，两个皇帝慷慨赴死。慷慨赴死的是两个唐王，他们的封国在南阳，他们的家族在南阳已经生活了230年，他们是地道的南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