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回头说一下陈寿和他的《三国志》。《三国演义》中说，陈寿的父亲陈式原是蜀国的将军，后来因为违反军纪被诸葛亮所斩。因此，很多人认为陈寿在写《三国志》的时候有意贬低蜀国。项飞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我们要相信史官的道德水准和职业操守。而且众所周知，演义和传说中的人物往往比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更具传奇性，我们不能因为两者差距太大而否认史书。
历史上的陈寿又是什么样的呢？《晋书 陈寿传》说陈寿字承祚，没说他的父亲是谁，也没说被诸葛亮所斩。但是说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马谡兵败为诸葛亮所斩，他被连坐受髡刑。而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不知为什么一直看不惯陈寿。陈寿在为诸葛亮立传的时候说：“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又说诸葛瞻“惟工书，名过其实”。 要知道那时诸葛亮虽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被神化，但是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形象已经很高大了。陈寿这样评价诸葛父子就等于激起公愤，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晋书 陈寿传》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丁仪、丁廙在当时的魏国声名显赫，陈寿对他们的后人说如果拿千斛米来见我，“当为尊公作佳传”。丁氏后人没理他，于是陈寿就真没为他们作传。不过《晋书》在记叙这件事的时候，用了两个字“或云”，也就是“有人说”，也可以翻译为“听说”、“据说”。在史书中用这样的词来叙事可真少见，这件事的真假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以“或云”说事，其真实性和说服力都要打个折扣。　　虽然时人对陈寿的人品各持一词，但对他的文学造诣却有口皆碑，尤其是对《三国志》更是推崇备至，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当时的大才子、文学家张华（曾著《鹪鹩赋》和《博物志》）看了《三国志》后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如果对《三国志》不满意，怎能还让他写《晋书》？还有个大才子叫夏侯湛，祖父和父亲曾任魏国的兖州刺史和淮南太守，他当时正在写《魏书》，看了《三国志》之后，便“坏己书”。这些记载从侧面肯定了《三国志》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晋朝与三国紧邻，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还没有因为传说和记载失误产生太大的偏差。很多晋人更是亲身经历了那个历史时期，比如陈寿。所以说，如果《三国志》纪事不准确，是不会得到时人如此高的评价的。　　另外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小问题。晋是在魏的基础上建立的，而魏又是得自于汉，所以晋人以魏为正宗。在《三国志》中，对魏国皇帝的纪事用的是记载帝王的文体“纪”，如《武帝纪》、《文帝纪》。对另外两国的皇帝则用的是“传”，可能由于陈寿是蜀国人，所以他对刘备和刘禅分别称为“先主”、“后主”。到了东吴，干脆称为《孙权传》了。　　近来有些学者和网友在讨论曹操、刘备、孙权的综合能力，还有人想给他们搞个排行榜。项飞认为完全没必要，他们的能力应该在伯仲之间，无法分出先后，明证就是魏、蜀、吴三国谁也吞并不了谁。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国中魏占天时，吴据地利，蜀得人和，可是三国实力的排列是：魏〉吴〉蜀，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和孟子说的不一样，不知哪位高手能给解释解释。

好了 开始了
首先开始说：曹操

那么刘备为什么不敢回去见曹操呢？这事还得从董承说起。当年就是他把曹操找来的，目的是对付干乱政事的韩暹。曹操一来虽然赶跑了韩暹，可是自己却大权独揽，架空了献帝，这让董承感觉很过意不去。汉献帝对曹操的专权也很不满，希望有人能像当年王允除掉董卓那样除掉曹操，可是到哪里找这样的人呢？选来选去，他选中了国舅、车骑将军董承。顺便说一句，董承得女儿是献帝的贵人，那么董承应该是献帝的丈人，而不是国舅。为《三国志》作注的宋朝的裴松之认为：古人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也。于是献帝把自己的意思写成诏书，夹在一条玉带中，一齐赏赐给了董承。这被称为“衣带诏”。董承接到诏书后苦思冥想，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就又联合了几个人，他们是：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和王子服、还有议郎吴硕，另外一个就是刘备。《三国演义》说马腾也参与其中，这个不是史实，是为了引出下文而设的引子。《演义》还说，大家不但盟誓，还在衣带诏上签了名，史书上没这么说，但是以常理度之，应该不会有。要知道这种事是绝密中的绝密，怎么会留下书面证据，而且还是签名，那不是等着人家来抓吗？
刘备参与了这件事后，怎么想怎么不应该，越想越害怕，这回终于找了个借口跑出来，说什么也不能回去了。他跑出来没多久，建安五年正月，衣带诏的事就泄露了。曹操开始了残忍的报复，董承等人全部被杀。曹操还曾一度打算废掉汉献帝，但是被手下的谋臣劝住了。的确，“挟天子以令诸侯”中的“天子”是大家公认的正统，如果曹操另立一个天子，其合法性暂且不说，大概除了他自己谁都不会承认，那不是砸了自己的牌子吗？曹操才不会干那种傻事呢！董承的女儿是献帝的董贵人，当时怀有身孕，曹操连她也不放过。献帝多次为其讲情，曹操也没同意，到底连董贵人也杀了。曹操这样做既是报复，也是惩戒，更是试探。曹操虽然大权独揽，可是他最担心的是有人会对他的地位造成威胁。外部的威胁明刀明枪，曹操不怕，真正让他头疼的是来自内部的威胁。挟天子以令诸侯绝对是步好棋，但汉献帝是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号令天下，可如果用不好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准什么时候会爆炸。曹操通过这次镇压来告诉献帝和那些潜在的反对者不要蠢蠢欲动，同时也试探一下朝中大臣的反应。毕竟那些潜在的反对者在跳出来之前都隐藏得很好，曹操要借机试探一下，看看那些大臣们是忠于汉室多一些还是忠于自己多一些，也许曹操心里已经设置了“及格线”以此来划分敌我。
处理完内乱，曹操腾出手来对付外敌，加之又发现刘备也参与了董承的密谋，所以他决定亲自东征刘备。但是诸将都认为袁绍正要举兵来犯，这个时候不应该去进攻刘备。曹操说：“刘备，人杰也。不击必为后患。”也许曹操这时正在为放走了刘备而暗自后悔。可能与刘备相处一段时间后，曹操也发现刘备不是等闲之辈，应该及早除之。而且曹操手下一流的谋士郭嘉也劝曹操先击刘备，于是曹操领兵东征。《魏书》记载，刘备也知道官渡方面战事吃紧，所以当他听说曹操亲自领兵来犯时非常吃惊，但是还不太相信。立刻带数十骑登高远望，远远看见曹操的帅旗，刘备当机立断，“弃众而走”。《魏书》的这段记叙虽然有些夸张，有吹捧“太祖”之嫌，但至少说明双方实力不在一个档次。果然此役曹操大胜，刘备的妻子和孩子都当了俘虏，他本人败走投奔袁绍去了。曹操随即进兵下邳，下邳守将关羽投降。
曹操获得完胜，立刻带兵回官渡以敌袁绍。建安五年二月，袁绍派郭图、淳于琼、颜良进攻白马，白马守将东郡太守刘延向曹操求救。曹操亲统大军前来救援。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官渡之战由此拉开了序幕，决定命运的一战开始了！
就是著名的官渡之战了.....

而此时曹操的军粮将尽，士卒疲惫。曹操对运粮官说，再准备十五天的粮食，十五天内一定破袁绍，以后就不辛苦你了。谁知道曹操说这话时是什么想法，是真的有了破敌之策，还是为了安抚军心。反正前线和后方的形式都迫使他速战速决，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实力相差太远，硬碰硬地打肯定不行，只能出“奇谋”制胜，可是这“奇谋”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他的出现扭转了战局，他就是袁绍的谋士许攸。《汉晋春秋》记载，许攸曾向袁绍献过一计，他说：您不用和曹操相攻。只要派一部分人马在这里与曹操相持，派其余人马进攻许都，“迎天子，则事立济矣”。平心而论，这真是个好主意，可是袁绍“不从”，于是许攸大怒。许攸也是，不从就不从呗，生什么气呀。许攸一生气，后果很严重，他投奔了曹操。关于许攸投奔曹操，《三国志》却有不同的记载。它说“许攸贪财，绍不能足”，因此来投曹操。其实许攸和曹操早就认识，各位读者可能还记得，当年冀州刺史王芬和许攸以及沛国的周旌联结豪杰想要废掉汉灵帝另立新君时，曾找到曹操邀其入伙。曹操虽然拒绝了，但却结识了许攸。许攸从那时起就对曹操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一定会拿曹操和袁绍作个比较，谁优谁劣，以许攸之能应该会看明白，这可能也是他此时来投奔曹操的一个原因，不然许攸为什么不投别人？
罗贯中版本的《三国演义》对这次曹操和许攸的见面描写颇为传神。先是曹操听说许攸来投，“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进帐之后曹操更是不顾身份，拜伏于地，并自称“公乃操故友，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欢喜之情溢于言表。许攸也不含糊，先说了他曾给袁绍献计分兵袭许都的事，给曹操一个下马威。然后就是堪称经典的“问粮”一段：许攸明知道曹操军粮已尽，可还是装模作样地问曹操还有多少军粮。曹操喯都没打，脱口而出：“可支一年”。许攸笑着说：“恐未必。”曹操一点都没觉得不好意思，立刻改口：“有半年耳。”这下许攸可不乐意了，拂袖而起。一见面就给两句谎话，换了谁都得生气。许攸说，我以诚来投，可为啥听句实话就这么难呢？其实许攸大可不必，像军中存粮这种高度机密，曹操在摸清许攸虚实之前当然不会随便说的。不过曹操脾气很好，他急忙挽留许攸，子远别生气，实话告诉你，军中还有三个月的军粮。可把许攸气乐了：“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曹操也笑了，可能多少有些脸红：“岂不闻兵不厌诈？”然后趴在许攸的耳边，做以机密相告状，说：“军中只有此月之粮。”许攸终于忍不住了，大声说：“休瞒我，粮已尽矣！”这下可把曹操吓着了，愕然曰：“何以知之？”得，不打自招了。
这段描写太精彩了，绝对称得上“经典”二字。人物语言设计得非常合理，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尤其是曹操，在谎言被一个一个揭穿的时候，阵脚不乱，不停地用新的谎言来抵挡许攸咄咄逼人地提问。而且还趴在许攸耳边，好像说出的是天大的秘密，其实还是谎言，直到最后许攸亮出底牌，才“愕然”。这样的描写充分体现了曹操奸雄的“奸”。 而许攸因为与曹操有旧，所以说话就不太客气，连讽刺带挖苦，步步为营，非要逼曹操说出实话不可。这体现了许攸性格中狂妄的一面，也为后文许攸被杀作了铺垫。当然了，这些只是演义，不是史实。
许攸献计，建议曹操进攻袁绍主要的囤粮所在——乌巢。曹操正为找不到“奇谋”伤脑筋呢，一听此计，立刻采纳。他作了一番布置，留曹洪守大营，自己亲率五千人连夜杀奔乌巢。
罗本的《三国演义》写到此处还有一段精彩描写。曹操在安排人马夜袭乌巢时，他手下有勇有谋的大将张辽给他提了个醒，乌巢是袁军囤粮重地，岂能无备？而且张辽怀疑许攸是诈降，可能给曹操下了个套，等着曹操自投罗网。曹操则说，我军粮不继，难以久持，如果不用奇谋，只怕要坐以待毙。曹操还说：“且吾亦欲劫寨久矣。今劫粮之举，计在必行，君请勿疑。”罗贯中真是高人，不得不服。在这里张辽给曹操提醒反映了他的智勇双全，而曹操的回答更是突出了曹操的雄才大略。他先解释了为什么要劫粮，也就是劫粮的重要意义。然后又说，我早就想劫粮了，许攸的献计只是促成因素，不是决定因素，这也是我的想法，“计在必行，君请勿疑”。这样的回答既说明了此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打消了大家心中的疑虑。如果说“问粮”一段突出的是曹操的“奸”，那么这段描写则突出反映了曹操的“雄”。名家手笔，果然不同凡响。
写到这里，项飞忍不住要说几句题外话，谈谈国产电视剧。项飞本就不愿意看电视，尤其不愿看国产电视连续剧，其中又以古装剧为最，所以根本没看过连续剧《三国演义》。不过有一次拿着遥控器换台，无意中换到一个正在播放《三国演义》的台，顺便看了一眼，觉得感触颇多。当时演的正是曹操准备夜袭乌巢这一段，一员大将（忘了是谁）提醒曹操小心有诈。曹操想了一下，然后下令，大意就是让许攸留在大营中，名为款待，实则派人严加监视，一旦有诈，立刻杀之。大概编剧的意思是想突出曹操的奸诈，但是这样一改就显得曹操奸得太俗了，太低级了，不像个三军统帅，更像个市井小贩，一点也不大气。拿这着段改编的剧本和原著一比，高下立见。可见大师就是大师，不是谁都能当的。记得美国大文学家海明威就从来不看那些由他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他的孩子觉得奇怪，就问他为什么，海明威回答道：“孩子，他们在往你爸爸的啤酒里撒尿。”可见改名著是一件多么不招人待见的事！而且由文学名著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很多，可是没有哪一部能拍出原著的精髓和神韵，更别说超越原著了。因此，奉劝各位，如果文学功底不够就千万别试着改名著，切记切记！

建安七年正月，曹操回到故乡沛国谯县，颇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可是曹操在老家呆了几天后感觉不对劲，于是下了一道令，大意是：黎民百姓饱经战乱，人口锐减，我“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因此，要求给民生息，并且要“置学师以教之”。能在大战之后，四方纷扰，天下未定之时就想到办教育，不是常人所能，曹操果然不同凡响。
曹操继续进攻袁绍，准备给他最后一击。在途经桥玄墓的时候，还特意以“大牢”之礼祭祀，并亲自做了篇祭文。祭文不但文采飞扬，情感真挚，而且很有意思。桥玄曾官任太尉，他一直看好曹操。“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岂在君乎？”这句话就是他对曹操说的。那时非常流行点评人物，曹操少年时就曾多次登门请以点评人物著称的许子将点评自己，由此有了“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年少的曹操一直被认为是纨绔子弟，但在得到太尉桥玄的如此好评后，立刻成为绩优股，身价倍涨，因此曹操认为自己“为大君子（指桥玄）所纳”。在祭文中，曹操回顾了自己与桥玄的交往，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还提到一件事：有一次桥玄和曹操交谈，桥玄说，我死之后，如果你路过我的坟墓不以“斗酒只鸡”相祭，那你走不了三步就会肚子疼。这虽然是玩笑，但若不是“至亲之笃好”，以桥玄的身份是不会随便说这种话的。
祭奠完了桥玄，曹操继续进军。再说袁绍自从官渡大败之后，就得了重病，经常吐血。建安七年五月，还没等曹操开打，袁绍就病死了，他的小儿子袁尚继承了他的事业，自号车骑将军。请注意，继承袁绍势力的是他的小儿子袁尚，而不是长子袁谭，这就埋下了骨肉相残的祸根。不知道为什么，袁氏一家都善于“窝里斗”。袁绍和袁术是亲兄弟，袁绍是哥哥，但是庶出，就是说袁绍的母亲不是正房，袁术虽年幼，却是嫡子，所以袁术一直看不起袁绍。后来他们的父亲袁逢把袁绍过继给自己的哥哥袁成为子，这样袁绍、袁术又成了从兄弟。关系虽然变了，却不影响两人大打出手。不过虽然如此，两人都还有个底线，那就是无论怎么打，都没想过要对方的命。可是到了袁尚、袁谭这一辈，就没有底线了，都想杀了对方，收购对方的集团。罗本的《三国演义》写袁尚、袁谭合兵抵抗曹操，一触即溃，可是在二人互斗的时候却奋勇当先。“二人亲自交锋，袁谭大败，尚亲冒矢石，冲突掩杀。”老罗真是高人，寥寥几笔，“窝里斗”悍将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袁绍病死，对曹操来说当然是好事。可是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如果袁绍是在战斗中被杀死或是被擒，那么袁氏集团的势力就会立刻土崩瓦解，即使有小股残余势力也不足为患。可袁绍是病死，属于正常死亡，他就会指定接班人，继续战斗。袁绍不在了，可是袁氏集团还在，仗就得继续打下去。而且袁绍的几个儿子（还有一个叫袁熙）各领一伙人，坚持斗争，逐个剿灭必然要费时费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袁绍的死增加了曹操统一北方的难度。后来曹操与马超交战，每听说马超从西凉增兵就笑逐颜开，也是这个道理，因为这省去了曹操挨个征讨的麻烦。还有人认为《三国演义》中关羽华容道放走曹操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可是曹操既然来了，就得消灭袁氏集团，不管负责人是谁。袁谭、袁尚联手拒敌；“数败”，只好退守黎阳，可没多久黎阳也守不住了，只好连夜逃走。曹操继续进兵，又占领了邺城，然后听从谋士的建议，回兵许都，给袁谭、袁尚一个空间发挥他们“窝里斗”的特长。
建安八年七月，曹操可能觉得去年发布的命令执行得不好或是力度不够，于是再次发布命令，要求全国各地大力办学，命令具体到“县满五百户置校官”。与刚起兵时相比，曹操的经济条件已经有所好转，可是还远不富余。而且天下未定，战事不断，曹操在连年的征战中仍不忘教育，连下两道命令倡导办学，其远见卓识可见一斑。后来的魏国之所以强大，人才辈出，与曹操的大力办学不无关系，“教育是立国之本”，此言不虚。
然后，曹操领兵东击刘表。还没等开打，那边袁谭、袁尚先打起来了，而且很快分出胜负。袁谭兵败，退守平原县，袁尚不依不饶，非要置袁谭死地不可，袁谭无奈只好向曹操请降。曹操手下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而且既然来了哪能舍刘表而去，回头攻袁氏兄弟。但荀攸认为可以受降。曹操自己也说：我攻吕布时刘表没趁机为寇，官渡之战刘表也没支援袁绍，由此可知“此自守之贼也”，可以留到以后再打。而二袁就不一样了，必须尽早除掉。主意已定，曹操接受了袁谭的请降，然后还兵黎阳，准备攻袁尚。袁尚一听曹操又回来了，立刻放弃了刚刚占领的平原县，退回到邺城以东。
袁谭虽然投降了曹操，但是还没有和曹操汇合。于是袁尚抓紧这个时机，留下审配等人看家，自己带兵击袁谭。袁谭一面派人向曹操求援，一面迎击袁尚。袁尚得知曹操领兵来攻，而且袁谭抵抗得也很顽强，一时半会不会有结果，只好回兵。曹操派曹洪攻审配，自己则亲自堵击袁尚。曹军诸将都认为“归师勿遏”，不应该阻击袁尚，可是曹操坚持这样做。他说，如果敌人从大路来，我们应当避其锋芒；如果袁尚从西山来则可以一战。果然袁尚从西山来了，曹操在淦水边一战破敌，连袁尚的印绶、节钺都缴获了。曹操令人向冀州城中守敌展示了袁尚的印绶、节钺，“城中崩沮”，彻底击碎了守敌固守待援的希望。没几天，守城主将审配的侄子就生擒审配献城投降。曹操入城之后，先杀了审配，然后到袁绍墓前拜祭袁绍。

当年袁绍、曹操的关系很好，在京城中经常厮混在一起。中平五年，两人同时入选西园八校尉，袁绍为佐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两人虽然都是高干子弟，但身为世家公子的袁绍总有些看不起曹操，而曹操虽也不满袁绍，但还是维持着表面的友好。后来袁绍的母亲去世，袁绍和袁术举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与会者三万人”。曹操在那个场合与别人私下里说：“天下将乱。为乱魁者必此二人（指二袁）也。欲济天下，为百姓请命，不先诛此二子，乱今作矣。”曹操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可见他对二袁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点。再后来曹操、袁绍两人都拉起队伍，各霸一方，但还是常有书信往来。当时的陈留太守叫张邈，他与曹操和袁绍都是朋友。各路诸侯起兵讨董卓的时候，袁绍被推为盟主。张邈见袁绍“有骄矜色”，就说了他几句。袁绍怀恨在心，暗地里让曹操杀掉张邈。袁绍这事办得也不对，人家说你几句也是为你好，你反倒要杀人家。而且你自己不动手也行，找谁不好，非得找曹操代劳，还拿曹操当你的小弟呢？！曹操当然不能干，他不但没杀张邈，还批评了袁绍，搞得袁绍很没面子。《魏书》还记载，袁绍与太尉杨彪，大长秋（官名，不是大长今）梁绍，少府孔融有仇，而这几个人又都在朝廷为官，也就是在曹操的跟前。于是袁绍给曹操写信，让他“以他过诛之”，就是找个别的毛病杀掉这几个人。袁绍对曹操一直颐指气使，动不动让曹操干这干那，尽管曹操一直不按他的意思办，可袁绍就是不长记性。这回曹操照例拒绝，还回信说，现在朝廷正是用人的时候，我以诚相待还怕这些能人不肯来，怎么能随便治罪呢？袁绍这时才有些明白，认为曹操“外托公议，内实离异”。
在袁绍和曹操刚起兵的时候，曾有过一次对话。袁绍问：“若事不济，则方面何所可据？”曹操没回答，反问一句：“足下意以为如何？”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答道：“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两人在说这些话时，大概都是意气风发、志得意满。他们说的不仅是各自的战略方针，也是心中的远大志向，只不过袁绍毫不忌讳，说出了“争天下”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可见当时的袁绍已经开始自我膨胀了。而曹操则要隐晦一些，只是说“无所不可”。袁绍的战略方针基本实现了，可是他还是失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应该不是执行的问题，而是这个方针本身有问题。袁绍的方针过分强调了“地利”，可能也考虑了“天时”，却根本没提“人和”。孟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他老人家认为“人和”是最重要的，但是袁绍偏偏就没考虑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有了“天时”、“地利”就可以“争天下”了，即使不能争得天下，也可以坐守河北之地。袁绍是世家子弟，从小锦衣玉食，根本不了解民间疾苦，更不知道老百姓有多大的力量，也不知道民心有多重要。这不是只有袁绍才会犯的错误，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都可能会犯的错误。一个不经调查研究就作出的结论往往会适得其反，一个不考虑老百姓疾苦的政权往往会遭到百姓的抛弃。袁绍就是这样，他依靠豪强，压榨百姓，与民争利。在他统治的地区“豪强擅恣”，“下民代出租赋”，卖尽家财也交不齐赋税。而曹操恰好与袁绍相反，他抑制豪强，依靠百姓，多次发布命令，与民生息，减租减税，让利于民。举个例子，就在祭奠完袁绍之后，曹操立刻下令免除河北当年的租赋，还加重了对豪强兼并的惩罚。当然曹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霸业，但是这种做法在客观上符合百姓的利益，满足了百姓的需求，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相吻合。这，应该是曹操战胜袁绍的根本原因。
曹操在袁绍墓前哭得情深意切，还慰问了袁绍的妻子并予以厚待，然后继续追杀袁绍的儿子，这些事一码是一码，曹操分得很清。这时曹操还做了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的儿子曹丕迎娶了袁绍儿子袁熙的妻子甄氏。《世语》记载，袁熙领兵在外，把妻子安顿在幽州和袁绍的妻子刘氏在一起，没想到城破之后都成了俘虏。曹丕入城后先到袁尚的府中，在那里见到了刘氏。发现还有一个妇人蓬头垢面，站在刘氏身后，一问才知道是袁熙的妻子。曹丕就让她洗脸梳头，想看看到底相貌如何，一看之下果然“姿貌绝伦”。大概曹丕看得太投入了，以至于真情流露，连刘氏都看出苗头了。曹丕走了之后，刘氏对甄氏说：“这下好了，不用担心被杀了。”曹操知道后，就让曹丕娶了甄氏。《魏氏春秋》记载，孔融知道这件事后，给曹操写了封信，提到周武王伐纣之后，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也是做学问的人，博览群书，可是没见过这段记载。他以为孔融一定是在什么古籍上看到，于是在和孔融见面时就问起了这事——曹操还是非常虚心好学的。没想到孔融却说：“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闹了半天是在拐着弯讽刺曹操。

这时的乌桓侵扰曹操的后方摆明了就是在帮助袁氏集团，所以曹操决心好好教训一下他们。蹋顿虽有武略，可还不是曹操的对手，很快就被赶到塞外。
真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这边刚赶跑了乌桓，那边高干又反了。高干是袁绍的外甥，被袁绍任命为并州牧。他在曹操攻下邺城的时候就已经投降了，还被任命为刺史。现在看曹操忙于征讨乌桓于是就挟持了上党太守，“以州叛”。曹操对降将一向比较宽容，就连杀了他一子一侄还有爱将典韦的张绣都以礼相待。可是高干不一样。张绣是一方割据势力，独霸一方，而且是在双方开打之前就投降了，虽然降而复反，但曹操总觉得错在己方，所以他能不追究张绣。但是高干不同，他是看曹操忙于征讨乌桓无暇顾及他才反的，而不是曹操侵犯了他的利益。更何况高干是袁绍的外甥，属于近亲，曹操本来就不太放心，这回借机一并收拾掉，一劳永逸。于是从此派乐进李典击之，迫使高干退守壶关城。
建安十一年正月，曹操亲征高干。高干派亲信守城，自己则亲自跑到匈奴单于那里求助。单于可没上当，也不愿意得罪曹操，于是拒绝了高干。就在高干要返回壶关城时，传来消息壶关城失守。这下高干无处可去了，只好逃往荆州，准备投靠刘表，可是在半路上就被捕杀了。
这时的袁尚和他的另一个哥哥袁熙（就是曹丕的妻子甄氏的前夫）无路可走，只好去投奔乌桓。乌桓的实权人物蹋顿不但与袁绍关系密切，而且还有和亲之好，算起来蹋顿与袁尚袁熙还是亲戚，因此很痛快地收留了二袁。收留就收留吧，蹋顿还经常由塞外进兵，骚扰塞内。更可怕的是，《后汉书》记载，当时袁绍的旧部，即“幽冀吏人”们纷纷跑到乌桓投奔袁尚，前后共有“十万余户”。大家看仔细了，不是十万余人，是十万余户！可见袁绍经营河北多年，实力不可小觑。在袁绍死后，那些忠于袁绍的“吏人”便开始效忠于他指定的接班人。不远千里，拉家带口前来投奔，眼看着袁氏集团又要死灰复燃，这是曹操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曹操决定斩草除根，立刻开始筹划，准备征讨乌桓。
准备工作是细致而又困难的，甚至开凿了两条渠。一条名为平虏渠，另一条可以通海，名泉州渠。这需要一些时间，在这期间曹操也没闲着，他于建安十二年春二月下令大封功臣。曹操素以号令严明著称，赏罚严明是治军治国的根本手段，有罚就要有赏。虽然曹操在各次战役中对有功之人都会“赏”，但像这次范围之大，规格之高却是第一次，仅封为列侯的就有二十多人。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次受封的除了功臣，还有不少阵亡或故去的功臣的家人，这让大家很受感动。跟着曹操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所受封的官职都是经过朝廷认可的，也就是“真的”，皇帝就在手中，要封什么官还不是曹操一句话？而且货真价实，如假包换，那任命证书上还有皇帝的大印呢！这个好处是其他割据势力所不具备的。另外还有一点曹操说得明白。他说，我受朝廷大赏，食邑三万户，现在愿意拿出来分给大家。这时的曹操已经基本拥有了北方，不差这三万户，但是这样一来受封的人就不一样了。因为有的人是受“皇封”，有的人是受“曹封”，虽然都是曹操的意思，但感觉上还是不一样。因此就有了夏侯惇宁要魏官不受汉职的事，这是后话，下文会有详细叙述。
封赏完毕，就要进讨乌桓了。可是很多人说，袁尚已经被打得这样惨，他投靠乌桓也未必能有什么作为。反倒是荆州那里有些不妥。一旦我们深入北方，刘备必会权刘表偷袭许都，那可很难办。只有谋士郭嘉料定即使刘备提出这样的建议，“表必不能任备”。曹操认为郭嘉的观点很对，于是进讨乌桓。
这可真是漫漫征途，一直走了好几个月。到后来没有路了，就开山为路“五百余里”，直指敌人盘踞的柳城。在离柳城二百多里的时候，蹋顿已经得到了消息。于是带领袁尚、袁熙还有几部乌桓前来迎敌。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八月，双方在白狼山遭遇。这是一场遭遇战，当时曹操的重骑兵在后面还离得很远，曹操率轻兵在前，人数少不说，而且没有重装备。乌桓骑兵有几万人，大家都很紧张。曹操登高观察了一阵，发现乌桓人数虽多，但队伍不整，认为可以一战，“乃纵兵击之”。张辽作为先锋，奋勇当先，取得全胜。蹋顿被斩，“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袁尚、袁熙却跑掉了，他们继续向北，逃往辽东。这时候他们身边还有数千人，而且还有被击溃的几部乌桓单于。


接着曹操委婉地说出自己没有“不逊之志”。他借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事迹，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此举旨在让那些背后理论他的人闭嘴，也让那些忠于汉室的人放心。曹操还引用了《论语》的一句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他大概想告诉天下人，我会学周“以服事殷”的例子，大家就别瞎操心了。其实这一点上不怪大家怀疑，曹操所说和所为差得太远，别的不说，单是他对汉献帝的态度就让人说三道四。还不顾献帝的求情，处死了怀有身孕的董贵人，哪里有一点“服”的样子，更别说什么“至德”了。
但是曹操既然提前、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也就是他“封侯”的愿望，为什么不急流勇退呢？不行啊，同志们！曹操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我没有兵权就会被他人所害，我死不要紧，国家就要“倾危”，黎民百姓就要重新陷入战乱。一开始朝廷封我三个儿子为候我没接受，现在接受了，也是这个道理，是让他们成为我的后援，保证我不“败”。曹操的这个解释看似牵强，却很有道理。他现在是国家的支柱，他确实不能“败”，他一“败”国家就又要陷入到无休止的战乱中。而且老子有大功，儿子封为侯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那时有“祖荫”一说，就是指的这种事。更何况父子天性，相互为援，天底下大概没有比这更叫人放心的后援了。据《魏书》记载，袁绍曾派人劝降曹操，来人说：“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英雄，谁逾于此？”可见当时的观念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权重，儿子必须带兵，既为羽翼，又是后援。曹操的意思是告诉大家，别指望我会退休，天下不定我就不会交权。
最后曹操表示愿意上缴大部分的封地和食邑，“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依项飞看，曹操的这道“令”的目的就是要表明心迹，减少不必要的猜测，安定人心。在那时候，统治阶级牢牢地掌控着话语权，更何况“成者王侯败者贼”，只要你把敌人都消灭了就没人说你坏话了。但是曹操不这样想，他不但要敌人不说他的坏话，还要争取民心；不但要捞到政治上的好处，还要得到舆论的支持。顺便说一句，自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学的主导地位，人们所受教育以儒学为主，曹操也不例外，他的这个“令”通篇以儒家思想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论曹操的目的是否达到，它确实使曹操集团内部一些为了“保汉”而“保曹”的人得到了心理慰籍和理论上的支持。

这个白捡来的胜利让曹操充满了信心，却摧毁了张鲁抵抗的决心，他决定投降。这次是被他的手下劝住了，“我们现在形势窘迫，如果这时投降必然被曹操轻视。不如逃往巴中，依险固守，形成对峙的局面。那时再说投降不迟。”张鲁依计弃南郑逃往巴中，临行前有人建议他烧毁仓廪府库，以免资敌，张鲁拒绝了。曹操进入南郑后，听说了这件事，就猜到张鲁有投降之意，于是一面安民一面招降张鲁。《魏书》说此时的曹军士卒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行军和作战已经疲惫不堪，曹操下令“大飨”。怎样“大飨”的呢？史书没说，只说“大飨”之后，大家“莫不忘其劳”，看来是名副其实的“大飨”。
就在这个时候，东吴的孙权突然发兵进攻合肥。原来曹操占领了汉中，严重威胁到刘备刚刚得到的西川，刘备权衡了一下利弊，认为最可怕的敌人还是曹操，应该全力防备曹操西进。于是他派人与孙权讲和，双方重新划分了在荆州地区的势力范围，然后重归于好。接着刘备又请孙权发兵合肥，袭击曹操的后方，迫使他退兵，孙权觉得这样做自己也是受益者，于是就同意了。他这个时机把握得太好了，曹操如果回兵救合肥就等于放弃了张鲁；如果不救，合肥失守就相当于给了孙权进攻曹操的桥头堡。曹操也很犹豫，一旦撤兵，没有了大兵压境的高压，张鲁不会投降不说，就连已得的地盘都有可能丢失。虽然曹操对镇守合肥的张辽很有信心，但毕竟张辽的兵少，能不能守得住还真是个问题。曹操考虑良久，最后决定把赌注押在张辽身上，自己暂不撤兵，再坚持一下。
有时候胜利就在于这最后坚持的这几分钟，曹操这一坚持果然等来了张鲁的投降。建安二十年十一月，张鲁率余众出巴中来降。张鲁来降的太是时候了，因为这时的曹操刚刚得到一项天子的授权：献帝“认为”曹操不在朝廷办公，往来请示太费时间（其实曹操根本就不请示），因此耽搁了一些需要尽快兑现的封赏，于是让曹操“承制封拜诸侯守相”。简单的说，就是曹操可以以朝廷的名义分封诸侯了，而且是得到朝廷认可的。曹操立刻行使特权，封张鲁为镇南将军，阆中侯，食邑万户，张鲁的五个儿子也都被封为列侯。
人如果顺的时候什么都顺。这不，曹操刚收降了张鲁，合肥又传来好消息：张辽等人在逍遥津大败孙权。其实这个胜利应该有曹操一半的功劳。他虽然没回兵救合肥，却派参军薛悌送去一份手令，就是所谓的“锦囊”，要求张辽先迎头痛击孙权，然后才能坚守。张辽等人严格地执行了这一命令，在逍遥津大败孙权，这就是著名的“张辽威震逍遥津”。这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在下文会有详细记叙。前面刚提到曹操经常以“锦囊”的形式指导一线的指挥员，而且按照指导行事的将军都“克捷”，不听指导的都会失败，这里就给出了具体例子。　　收降张鲁之后，曹操作了个很奇怪的决定：撤兵。这太出人意料了，因为当时的形式一片大好。《晋书 宣帝纪》记载，司马懿曾经向曹操进言：刘备刚刚“以诈力”取得西川，人心未附，他不安抚民心，却在千里之外和东吴争荆州，“此机不可失”。现在我们得了汉中士气正旺，而西川却人心惶惶，如果趁机进兵，刘备必然“土崩瓦解”，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曹操却回答说：人心苦不知足，哪能既得陇，复望蜀。没用司马懿的建议。后来法正在劝刘备收复汉中时也谈到此事，他认为此时撤兵是曹操的失误，但不是由于曹操“智不逮”或是“力不足”，而是因为“内有忧逼”。那么曹操究竟为什么不继续进兵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现在又有一种说法是曹操此时不但上了年纪（曹操当时六十一岁），而且可能已经患有某种慢性病。这既消磨了他的雄心，也使他不能像从前那样领兵打仗了，所以他只能在大好形势下选择撤兵，以待来日，从而失去了收复两川的最好时机。这与其说是曹操的战略失误，不如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项飞认为这个解释可能更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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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先发到这里了 等等看看情况 再发

曹操退兵前安排心腹爱将夏侯渊屯守定军山，他既是要夏侯渊在这里给他的汉中把守大门，也是要他把这里经营成进攻西川的桥头堡。可是曹操忽略了一件事：这次夏侯渊的对手是刘备，远非马超所能比。
大军得胜而回，所有人的心情都不错，曹操手下的御用文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桀写了一首诗赞美曹**们知道御用文人也是身不由己，有的文章他们也不愿写，我们也应该体谅一下他们的难处。现将这首诗全文抄录，让大家见识一下王桀的文才，也顺便学习学习如何对领导歌功颂德，以备拍马屁之需：
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
所从神且武，安得久劳师？
相公征关右，赫怒振天威。
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
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
陈赏越山岳，酒肉逾川坻。
军中多饶沃，人马皆溢肥。
徒行兼乘还，空处有余资。
拓土三千里，往返速如飞。
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遗。

后面的还是发不了 似乎有被 河 蟹 的趋势啊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