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罗丝:罗马,7月31日
或许是有所期待,飞机落地后我匆匆忙忙开机,唯一蹦出来的就是雨果的短信,于是他成为第一个发现我的离开的人。
我在自动扶梯上顺着人流向下,落地玻璃窗后面是意大利灿烂的八月日光和永不消散的潮密人群,乘坐红眼航班让我仍然有些神情恍惚。我背着一个双肩包,站在原地看亮起的手机屏幕——是他惯有的口吻,毕竟能和我熟稔到迅速发现我又一次消失的可能只剩下他一个。
“我在罗马”,我用左手遮住眼前耀眼的光线,单手打字给雨果回了简讯,末了补充一句不用担心。
他回复的速度很快,简单明了的一个‘好’。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罗马,第一次是十一岁时候的家庭旅行,第二次是与我的堂姐维克多娃,他们都不太喜欢参观博物馆。这次是我第一次独自来到罗马,决定首先完成参观博尔盖塞博物馆这个愿望,但同时也在质疑自己挑八月份来到罗马的决定。
贝尼尼的三座雕塑前面围堵着拍照的游客——别误解,我也是试图拍照的一员。我在《劫掠普罗塞皮娜》前面高举着我的手机,但最多只能拍到前面一个金色的脑袋和他的相机屏幕,我在心里暗骂了一句**,慢慢地挤到了另一边去,但这个角度差些,不是那个能看到普罗托与普罗塞皮娜动作全景的侧角度,而是从下向上,她被普罗托大力掐住下陷的大腿,还有垂答着泪水的伤心脸庞。她让我不禁有些恍惚,想起了威尔与我前几天的争吵,他也是像这样掐住了我的手臂。我试图深呼吸,不去想烦人的事情,收起了手机,再去看刚才那个完美的位置,发现那个挡住我视线的**已经离开了。我后悔自己怎么不多等一会儿,更埋怨他怎么能拖拖拉拉。
我走出博物馆时还在博尔盖塞公园逛了一圈,试图寻找以前在书里看到的那段话。著名的红衣主教、收藏家西皮奥内·博尔盖塞在自己领地里刻下的:
“我,博尔盖塞,平恰纳别墅的守护人,公开声明如下:无论你是何人,只要是自由人,就别害怕这里有规定约束。去你想去的地方吧,问你愿问的那个吧,当你要走时就走吧。”
在伦敦的时候家人朋友总将我描述为“流浪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错,因为三百六十五天我就可能只有六十五天安静地在伦敦淋雨,就算那样我也宁愿披着雨衣在街上找咖啡馆写稿子,而不是坐在家里的壁炉旁抱着克鲁克山打盹。中纬度大陆西岸的盛行西风养出了整个湿漉漉的伦敦,也养出了我这个异类。我,罗丝·韦斯莱,从大一时候和室友喝多了,跳到了学校地质楼的世界沙盘上大喊“我是世界之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不再会在那座城市安分。
但在古罗马斗兽场前,那条弯弯绕绕的长队让我以为是伦敦地铁高峰期的幽灵在如影随形。时间是正午,距飞机降落六个小时,我离开完整十二个小时,莉莉是第二个发现我“失踪”的,打了一个电话过来给我掐掉,回了一条信息提醒波特大小姐这是昂贵的国际电话,免得她开始滔滔不绝地大惊小怪。下一个是阿不思,不咸不淡地点开一个聊天框问了一句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十多天吧,没确定。”我回复道。
接到威尔·格登电话的时候我在斗兽场二楼的一个网传“最佳观景点”附近,找了个清净的拱门,靠在石头上,盯着屏幕上“威尔”的名字坚持不懈地亮了三次才接了电话。
无数次我对他大喊大叫,抄起手边一个包出门打了车就走,然后在随便什么地方接到他的电话,我一般都说不出话来,有时候是在乐队震耳欲聋的贝司声中,有时候是在酒精包围中睡得昏昏沉沉,还有的时候——像现在站在异国他乡的阳光之下,听到仿佛沿着听筒传过来的伦敦的雨声,然后不知道开口能说什么。
“罗丝?”他的声音还是惯常的温和,“你去了哪里?”
我看着面前一览无余的斗兽场观众台和露出一半的地下室,眨了眨眼睛,有点不知如何作答,他的话语和声音竟然令我疲惫不堪。我在脑袋里问自己,我们到底怎么了?于是我回答,“我们都需要让彼此冷静一下。”
他开始了长达三分钟的演讲,多年如一日地用他那种近似20摄氏度室温的语调劝我回家,我只概括出这么一个中心大意。认识他的时候我还是那个高喊“世界之王”的年纪,那时候他就站在下面用一种无奈而温柔的目光看着,然后说“罗丝,下来吧。”他好像就是专为克我的性格而存在的,为了我隔着时差的一通凌晨求助电话,为了我在坐了十四个小时飞机之后安稳地睡到天荒地老。
就像人们应该探索永无止境的前方还是安于踏踏实实的生活永远成为一个未解命题一样,他在市中心年复一年地踩点打卡,生活是永恒不变的时间表里的数据,唯一的变数是我拖着行李在关门前笑嘻嘻地说“再见”和十天半个月后敲门说“我回来了”。至于我,一名“旅行家”,不定期在旅行杂志上发表稿件。从大学申请了让家里人摸不着头脑的地质系,到毕业放弃保博机会转而开始背起包漂泊全世界,我是家里十七八个小辈里最出格的一个,“出走”是惯常表达高兴不高兴激动生气等一系列情绪的方法。几年下来习惯了在天南海北的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等到威尔问“你在哪里”的电话,然后计算下一次回程和下一次启程的时间。
而我现在不愿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