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中多次出现各种以鱼为生或以渔为业的人，渔者、渔人和渔父等与鱼相关的人备受尊敬。不仅如此，书中有一章（第三十篇）即名为“渔父”。濠上之鱼是脱离拖累、相忘于江湖的自由之鱼。

鱼得水和人得道都是得生，归根结底即保持本性。庄子笔下的鱼分为两种状态：一种困于干涸的水沟或被人类的知识技巧所乱，危在旦夕或面临灭顶之灾；一种没于深渊或摆脱彼此的牵累，潇洒自在、忘情遨游。

在庄子那里，鱼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状态和生存境遇具有不同的象征，代表不同的意义：前者本性丧失殆尽，是违背本性的异化状态；后者率性自在，是保持本性的自由状态。

与鱼相对应，人的存在也具有迥然相异的两种状态：一种是被情所困、为功名利禄所累的物役状态，一种是忘却是非恩怨、荣辱情仇的至乐状态。庄子一面感叹人生的拖累和人际关系的钩心斗角造成的生命的无端消磨和生命本真的丧失，一面向往精神的自由和逍遥。

面对名利、荣辱、是非和亲情等种种拖累与忘我、忘是非、无所不忘的自由、逍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庄子宣称鱼相濡以沫拖累下的苟延残喘与相忘于江湖的逍遥自由就是人的镜子，成为人的反面教材与正面榜样。《逍遥游》乃至《庄子》全书以鱼为始，这种安排本身就暗示着只有像鱼畅游于大海才能进入逍遥无待的自由境界。

在庄子哲学中，鸟和马的地位足以与鱼分庭抗礼。庄子笔下的马亦拥有两种天差地别的命运：一种是未经驯服的野马，野味十足、本性健全，自由逍遥。一种是人为驯服的马。

庄子对马的野性的肯定和对马本性丧失的抨击汇聚成《马蹄》，于是，《庄子》多了一篇以动物命名的篇章。在“北冥有鱼”之后，鸟、野马、蜩、学鸠和蟪蛄等诸多动物紧接着出现。更有甚者，通观《庄子》全书可以发现，动物种类高达百种以上。

动物以主人公的身份出现使《庄子》的体裁以寓言为主。寓言与其他体裁的最大区别是，动物可以成为主人公，并且具有与人一样的语言、思想乃至生活。庄子有意模糊自己与动物的界限，让自己与动物物我两忘。著名的庄周梦蝶即淋漓尽致地流露了这一思想倾向。

动物在《庄子》中的地位得以提升，拥有了与人一样的资格和价值。鱼的一般寓意以及所有动物的共同身份就是与人一样的主体资格和身份，与人相等的价值和地位。这是鱼的一般性定位，也是庄子哲学中所有动物的共同定位。

庄子一面感叹人生苦短、无可奈何，一面向往超越生命的极限和精神的自由。庄子一贯以动物为师，善于不断地从动物那里寻找和获得灵感。蝉贪图美荫而忘身以至于被螳螂所捕，螳螂只顾捕蝉而成为异鹊的猎物，庄子睹异鹊而误入栗林遭致责骂之辱。
庄子认定，这一连串的事件之间不仅具有因果连带性，而且具有相同的根源，那就是：背离了养生大道。庄子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贪利而忘形、忘身乃至忘真造成的，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守形、守身和守真的思考。沿着这个思路，庄子把忘是非、忘名利奉为养生的基本方法。

牛在《庄子》中多次出现，遭遇则每况愈下：或者被穿牛鼻而本性丧失殆尽，或者成为被宰割的对象，或者被列为牺牲品而成为“牺牛”。
从身份和源头来看，人与动物乃至万物都源自道的无限变化，具有相同的出生机制和身份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万物平等。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列御寇》）
庄子基于道的无限运行和万物的相互转化，本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原则，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了动物——乌鸦、飞鸟和蚂蚁：死后的庄子通过被动物同化与动物融合为一，完全回归自然。

庄子认为，生与死一样都不是人自己能够决定或预知的。生命不仅变幻无常，而且转瞬即逝。从现象来看，人生或许有“朝三而暮四”与“朝四而暮三”之别，或贫或富、或寿或夭、或达或挫、或毁或誉；从生命的实质来看，原来没有差别——这犹如朝三加暮四与朝四加暮三的结果没有变一样。

庄子认为，道是宇宙本原，是道派生了物。在这个前提下应该看到，庄子对物的界定别出心裁：凡是与道相对应的，都可以归结为物。这就是说，物在庄子哲学中不仅指动物、植物，而且指人。

循着庄子的逻辑，人与动物拥有同样的生存状态，也处于同一言说层次。就本体层次而言，物（人和动物）与道相对，属于同一存在和价值层次，具有相同的意义和地位。正因为动物具有喻人、示人和教人的作用和意义，所以，《庄子》往往先讲动物如何如何，下面紧接着就讲人如何如何，人与动物相互参照、相互映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