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庄子的说法，动物懵懂无知、无情无心，在因循本性生存方面，动物与生俱来的无知无欲比人更有优势。这就是说，动物的存在比人更接近本真状态——自然素朴、率性天真。

先秦七子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七位思想家，他们分别是：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在先秦七子的著作中，《庄子》是唯一的寓言体。

老子的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使言与道的关系成为语言哲学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总的说来，对于宇宙之道与语言是否具有同一性，庄子的基本观点有三：没有恰当的语言去称谓道；道不能通过语言去描述或介绍；道不能通过语言的交流去获得或相互传授。

依据庄子的说法，道是一种无形无声的存在，没有任何形象、声音等外部属性。既然道是一种无形无声的存在，人便不可能凭借闻见等手段而得道。循着这个逻辑，庄子一再告诫人们说，对于道，一定要摈弃耳目等感官依赖；一旦运用耳目去闻道、视道，所听到、见到的就不再是道了。

名称、概念是语言的基本单位，也是语言的浓缩。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肯定道“不当名”，便暗示乃至注定了道的不可言说。由于道只有存在而没有形象、声音等属性，所以，人们永远也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界定或接近道。

庄子在这里不是认为语言不能对道进行言说和表达，而是强调语言不能正确地言说和表达道。语言是交流的媒介和工具，完全抛开语言的交流是不可想象的。人只有通过心领神会的内心体验和直觉参悟才能得道。

庄子明确表示道“可传”“可得”，是可知的。正因为道可以被认识，人才有了体道的必要和得道的可能；如果道不可传、不可得，道与人便永远分属于两个互不交涉的世界，道对人而言也就失去了认识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

语言本身是有缺陷的，如果运用不好可能使人在无休止的辩论中丧失真我和本性，也可能使人固执己见，偏于一隅。整个世界的存在是一个无限变化的过程，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无限的。所以，任何语言表达出来的认识都是片面的一管之见或一面之词，而不可能概括事物的全貌。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使世界变得支离破碎，最终掩盖了事物的真实情况。

庄子指出，人的智力无法企及的，就不能用语言去表达；否则，所说的将是妄言狂语或胡言乱语。这样，庄子便把语言明确地界定在了知性的范围之内。按照庄子的说法，既然人只知道自己所见过的，而不知道自己所未见的，那么，人难免有不知之事；既然人能力所及的就能，能力所不及的就不能，那么，人难免有不能之处。

在庄子看来，说的都是表面的、细枝末节的，不管你说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说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肤浅和无知；相反，不言、不议和不说则直指根本，立意和角度本身就意味着得道的从容自得和摈弃浅陋的胸怀若谷。不言是一种基于得道智慧的涵养和心态。

循着庄子的逻辑，人若有所依赖或有条件就会有所束缚和局限，不能实现自由的状态。因此，有待是一种被动或受动的状态，与自由自在的逍遥状态相对立。在庄子那里，人因道而生，人之生命所因循的道无始无终，在时间上是无限的。有了道的比对和参照，人生便显得极其渺小和短暂。

在庄子看来，如果说道用生使人劳作、忙忙碌碌的话，那么，死便是道让人休息、不再奔波。如此说来，作为气聚散的结果，生死相依、死生相伴。庄子认为，作为道赋予人的形态，生与死具有同样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来源和本质是一样的，这本身就是“齐生死”的题中应有之义。

庄子把自己的理想人格——真人和圣人都描述成齐生死的榜样，让人加以效仿。在他的视野中，真人和圣人是如此处理生与死的：
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庄子·大宗师》）
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庄子·刻意》）

按照庄子的说法，圣人齐生死，既不悦生，也不厌死。正因为如此，圣人在行动上以生为天行、以死为物化，完全抛开人为和故意，一切任其自然、顺应天道。这样一来，圣人便在避开各种干扰和烦恼的桎梏的同时，达到了心灵的静谧和安宁。这昭示人们，人在齐生死——平等地看待生和死之后，便可以不乐生厌死、安时处顺了。

依据庄子的审美判断和是非标准，与生俱来的天然本性就是美。一切人为的刻意和对本性的破坏都是丑，是对本性的戕害和扼杀。庄子进而指出，保持人的本性而不被外物损伤就是尊生。对于如何尊生，他强调说：“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庄子·让王》）